唐朝诗人，不到长安非好汉，既为求官，又为长见识。八世纪中叶的长安，乃是超一流的国际大都市，吸引胡人，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全城由110个“坊”组成，坊是方形建筑群，各有名称。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东西两市为繁华商业区，城北是皇宫所在地，高官的府邸如众星拱月。着名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有考古专家说，它宽达一百四十二米，可供数十辆四马高车并驾齐驱。这么宽的大街，古今第一。长安人家，几乎家家户户有院落，富人弄风景，穷人栽蔬菜。街市永远热闹，各色人等川流不息：和尚、道士、游侠、艺人、权贵与草民、良家女和烟花女……诗人们到了长安，才知道什么叫大千世界。

    杜甫在长安，一般称为长安十年。梦想与苦难紧紧交织。

    初到长安，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城北，出入豪门，气宇轩昂。后来逐年南移，四十多岁移至城郊少陵一带的穷人区，自称少陵野老。他本来有个进身的好机会，因为唐玄宗已经发现了他的才华，可是有人从中作梗，导至他仕途不畅。他生活中的一系列苦难，和这个人有极大关系。

    杜甫到长安，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参加朝廷的考试，二是结交达官贵人。汝阳王李琎是唐玄宗的侄子，杜甫能到他府上走动，多半有某种背景。何人举荐却无据可查。杜甫的袖袋里，可能有几封举荐信的。他进京献诗《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前提是要踏进王府的门槛。二十韵，恰到好处，三十韵长了，十韵又短了。这是献诗的技术问题。唐朝风气如此，杜甫没啥难为情的。毋宁说他急于要敲开几道朱门。狂傲如李白，被皇帝召到长安，第一个动作，也是把他的得意之作《将进酒》呈给三品大员贺知章。

    唐宋文人，其实很善于做自我宣传。好诗写给人看，求名求利不觉汗颜。文人羞羞答答，是明清以后的事。

    杜甫写《饮中八仙歌》，不失为一张精心打造的名片，笔下要么是高官，要么是名人。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此诗一韵到底，奔放，自由。杜甫到长安感觉良好，可见一斑。他写的八个人，各得两句、三句、四句不等，惟有李白得四句。而把贺知章放在汝阳王和左相李适之前面，并不犯官场忌讳。这似乎表明，盛唐的统治，确有某些宽松。麯车：酒车。移封：改换封地。传说甘肃的酒泉，城下有泉味如酒。《旧唐书》记载张旭：“每醉后，号呼狂走，素笔挥洒，变化无穷。”

    中国人没有狂欢节。唐人狂放如此，也未能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传统。眼下各类洋节在都市流行，独缺狂欢节，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唐人的狂放，说到底还是特权阶层的事。诗人有文化优势，以诗入仕，优势又变成特权。而庶民草民，衣食无忧就谢天谢地了，狂不起来的。

    所谓唐帝国，不能单看人口、物价和城市规模，市井小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指标。

    杜甫在长安的头两年，日子尚能对付。他住客栈，有时进入某个贵族的豪宅，待上十天半月。他献诗，换来吃住，吃得好也住得舒服。他手中有钱的，还跑到赌馆碰运气。赌了好几次，惭愧了，写诗为自己辩解说：“有时英雄亦如此。”可能他还逛青楼，却不似李白写在明处。他是常在城北富豪区走动的人，有些朱门敲不开，门槛高了，他进不去。他也不计较，踅入高墙之间的窄巷抹抹胸口。反正这些事儿没人知道。辗转朱门，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谪仙李太白吧，吃过权贵多少苦头？

    高官显贵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