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说：“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

    郑振铎说：“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

    钱杏邨则批评鲁迅：“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钱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马上有人撰文反驳：《阿Q时代没有死》。

    鲁迅自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了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一时”是多久，鲁迅没有讲。

    几千年形成的病根，几十年难以去掉。历史有不易察觉的惯性。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深有感触，他写道：“可怜的阿Q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此可见，国外也有阿Q。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该好好地看看。

    鲁迅研究国民性由来已久，是一次集中喷发。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们长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到处走，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怯懦、油滑、短视、中立；麻木、侥幸、忘却、投机；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软怕硬……学界商界演艺界的阿Q，市井的阿Q，农村的阿Q，机关大楼里的阿Q……

    花样翻新的精神胜利法，还在强势推销。“市场前景”难以测量。

    二十年代前后，鲁迅成为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于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样式特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学的课，以讲师的身份讲授。他花掉多年积蓄，卖掉绍兴老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房子，将母亲、朱安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他回过一次绍兴，闰土来看他，当初的英俊少年变得非常木讷，像个木偶人。鲁迅为此写下着名的《故乡》，忧郁的目光瞄准饱受欺压的底层。

    早年在南京下矿井，鲁迅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们印象极深。

    病态的社会，苦难深重的底层，此二者，牢牢地牵扯着鲁迅的神经。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

    杜甫看。白居易看。苏东坡看。陆游看……

    1923年的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闹翻了，开始自己弄饭吃。次年初他搬出八道湾，住进西四条砖塔胡同。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的东西，“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殴打。”启孟即周作人，其日本妻子名叫羽太重久。

    兄弟失和，从此不见面，与这日本女人有关。细节无考。周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川岛是目击证人，写过文章《弟与兄》。

    鲁迅回忆往事的散文集，其中一篇叫，表明他对弟弟是牵挂着的。川岛也披露了兄弟失和之后的一些事。

    周氏两兄弟道不同。论述已多，此不赘言。

    鲁迅从北大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迁西三条长住，戏称工作间为“老虎尾巴”。几年间他陆续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多为青年。“五四”运动使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