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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往事》的录影带来，大家看完带子便到张北海家聊天。《童年往事》由许多个别的记忆片断连缀而成，但连缀之间仿佛不够一种介入切深的观点引领观众走到电影的核心。郭松提出看法，说是《童》片有意让它东一块西一块的，它可以像很多片子那样去“圆”却有意不去“圆”，这是导演已在层次之上高明的地方，然而还可以凝聚到内容里面，譬如像收音机播放金门炮战的消息这些做法，其实都太轻易了，应该要渗在生活之中透出才更好。
当时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的学生易富国，偏爱侯孝贤的电影，遂跟郭松辩论起来。易富国发长及肩，唇上跟下巴长一撮胡须，言词不让。我看着他那副不务正课的样子，似乎许多年以前郭松他们做学生时的神气正投影在他身上，两个年纪的对话，而之间，一个最后浪漫的年代已经过去。论《童年往事》的好坏成败，此刻我早已不生任何意见，只觉今日相聚难得。侯孝贤两边听听，果然也道：“易富国你说的我知道，可是郭松说的，我想是要往更纯的那里走去，对啦，更纯。”
虽然在回程飞机上，侯孝贤谈起这个纯字，彼此都同意，我们还年轻，还不怕杂，杂一点也好。
因为杂，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可能是为电影而电影。余英时一篇记吴清源的文章写道：“他是为下棋而下棋，不但超越了利，而且超越了名。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吴清源的大事因缘便是围棋。”但也可能拍电影是为了中国电影跻身国际影坛。为了观众喜欢，票房好。为了说不定赚大钱，大家分红去坎城威尼斯玩。
似乎侯孝贤的选择，变得什么都不可拍，也什么都可拍。
有一天在讨论《花旦与魔术师》的剧本而甚觉枯涩无物时，侯孝贤望着明星咖啡屋三楼窗外橘红色的遮雨棚，道：“去找詹宏志，看看他怎么说。”
五月九日，元，侯孝贤花了两小时把他的状况跟几个电影故事讲给詹宏志听，最后无可奈何地征求意见。詹宏志说拍《恋恋风城》好。就这样，决定了拍《恋恋风城》。
从事电影编剧工作以来，经常碰到电影系的学生或也想写剧本的朋友们，向我索取剧本参考，希望三三书坊能够出版剧本。当时总觉得，自己写的剧本拍成电影都比剧本好，实在没有保存留传的必要，也许将来写出可读性较高的剧本再印成文字出版罢。
今年侯孝贤拍“恋恋风尘”，由我分场，吴念真完成剧本。在我拿到刚出炉的手稿影印本剧本一边读着的时候，一边就想：“啊，这个东西应该要让更多人看到!”于是兴起了出版剧本的念头。
拍摄期间，由于千千百百种因素，最后我们看到所拍出来的片子，几乎已改变为另一番风貌，和吴念真的剧本非常不同情调的另一样作品——侯孝贤的电影。
这些千百种改变的原因跟过程，往往使我惊奇，越来越发现电影之不可等闲看待，其精深艰难之处，与一切的创作相通。所以我又起了一个愿望。假如把拍摄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记录下来，提供给电影系学生和电影爱好者阅读，更能懂得一部电影的最初到完成，这是值得去做的。待我拟下十几条预备着手写的纲目时，忽然觉得，自己的野心一夕之间暴涨了数倍。我这样想，五年、十年、二十年过去，多数人已不大能看到“恋恋风尘”这部电影了，那个时候，至少，这本书留下了许多东西可以看见。
野心的鞭挞很吓人，可能我只是假“恋恋风尘”做靶，借题发挥，鼓吹风气。因为四年前亲眼看见了台湾新电影的发生，身历其境，很难忘记那一场奇迹般的光辉。四年后的现在，新电影陷入低弥的闷局中，而仍有某些人，为着对那犹新的记忆的感激，始终不肯放弃，单枪匹马各自奋斗着。我希望这本书，不过是其中之一个。
书中以侯孝贤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