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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使得国片在台湾上映也将有革命性的变化,好比采用西片发行方式,意指上片时的戏院数目较少,映期更长,票价较高,寻找精英观众为诉求。它使得更多种少数人看的电影成为可能,电影的类型更加多元,不再那么集权。它使得电影寿命是可以因着对品质的要求而获得延长,其长期持续性的各种权益回收,是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后仍然在进账。卖电影像卖书。詹宏志说,我谈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此迥异于国片向来的运作系统,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以往我们并没有足够条件进入这个系统。而今国片有产品能以其数年来影展累积的成果,转为商业上的实质收益的时候,就当充分发挥产品其不可被取代的非凡性,去开发这个市场的无比潜力。
于是作为我们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的场景,不一样了。以全世界的卖埠为对象,以五年十年作单位来营运,想想,我们可以做出多么不一样的事情来。
让朱延平做的归朱延平,让星马市场的归星马,让美加华埠的归华埠,让侯孝贤拍他要拍的。拜托他不要梦想去做史蒂芬司匹柏,那是不可能。拜托他也别以为他可以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诸如《金色的池塘》或。他只能拍他所能拍的,此若得以充分实践的话,他才有机会变成“只此一家,别无仅有”,而这个,就成为他的商业。
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卖了,对不起,那绝对是一个意外。
第三问台湾电影被他们玩完了·
你说呢·
不妨参阅《自立晚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艺文组策划吴肇文执笔的“侯孝贤杨德昌为国片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内有附表,具体列出了卖埠地区和收入。那样的成绩,不过是靠朋友们兼差做做,毫无经营可言的情况下获得的。若有识货者善加经营,詹宏志谬言曰,投资侯孝贤要比投资成龙还少风险。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间或闻道大笑之的也很多,这样两年过去。要到一九八八年,年代影视公司以它多年买卖影片录影带版权的经验,足以想象詹宏志所描绘出的漂亮乌托邦,邱复生决定下海投资了。
十一月廿五日,《悲情城市》在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内开镜,拍梁朝伟扮演的老四焕清在修底片。八角形屋子,前厅有两张粗笨如坦克的理发椅,后厅改装成照相馆,梁朝伟默默工作时,前面是市人,洗头的,剪发的。
以上,我说明了《悲情城市》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得到了资金开拍。
第四问只不过是东方情调而已·
可能是,可能不是。
正如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频频在国外参展获得大奖,亦引起彼界内褒贬两派强烈争议,最能代表另一种声音的是讥评他们“脱自家的裤子给外人看”,把贫穷愚昧当成卖点贩卖给外国人,《黄土地》是,《老井》是。而《红高粱》浓烈影像的性与暴力,则一新外国人对孔教谦谦中国的刻板印象。
我们还可推举别例,台湾产的、《桂花巷》、,提供了外国观众瞧伺中国女人情欲形态的橱窗。好莱坞产的《末代皇帝》,满足了西洋人对神秘古老中国的好奇感与窥隐癖。田壮壮以西藏生活为背景的《盗马贼》,奇风异俗和壮丽高原图画还不错。侯孝贤亦只不过是东方情调而已。
这些,可能有是,可能有不是。
若要谈台湾电影怎样在世界影坛占一席之地,稍具常识者皆知,商业片无论如何没有一点希望,连香港的、成龙的尚且拼不过,又拿什么去跟好莱坞竞争——当然假如我们有悲剧英雄执意去搏拼,相信无人会反对。立足台湾,放怀世界,上上策我们能做的,就是拿出别人没有台湾才有的独门绝活,好吧称之为土产也可,异国情调也可,或大的、第三世界美学意识,也可。总之我们有,别国没有,管它是好奇来看的,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