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成稿、付印到和读者见面，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工作前期的进行，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组、美工组等诸同事的辛勤劳动分不开。图版初次制版排样，原财经出版社老师傅的工作热情及高度责任感，也作出显明贡献。但此书能最后得以完成，实完全有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为准备了良好工作条件，并充分给以人力物力支持的结果。就中本院考古所方面人力上协助最多，使增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若没有这种种帮助和各方面的支援，这本书实不可能如目前样子呈现于读者面前。

    从一九四九年起始，我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专搞杂文物研究。照规矩，文物各部门都得懂一点。经常性业务，除文物收集、鉴别并参预一系列新出土文物展出外，兼得为馆中绘制历史人物画塑提供些相关材料。还必须面对群众，尽力所能及，为外单位科研、生产和教学打打杂，尽点义务。我名分上属于陈列组，事实上任何一组有事用得着我时，我都乐意去作。虽感觉到能力薄，牵涉问题广泛，工作复杂且繁琐，用力勤而见功不大，但是我理会到，若能把工作做好，却十分有意义。我深深相信，新的业务接触问题多还生疏，坚持学个十年二十年，总会由于常识积累，取得应有进展的。

    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百万计，且不断有所增加，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显明可把文物研究中各个空白点逐一加以填补，创造出崭新纪录。

    我就从这点认识和信念出发，在大多数人难以理解情形下守住本职，过了整整三十年。尽管前十年比较顺利，各类文物大都有机会经手过眼，数以万计，但是任何一方面，可始终达不到深入专精程度。随后二十年，事实上有大半时间，全国都在各种运动中时断时续度过的。我不问条件如何，除了对本业坚持认真的学习和去为别的有关生产、教学方面打打杂、建建议，尽义务帮点忙，其他什么都说不上。

    至于本书由我来编纂整理，似偶然也并不全是偶然。一九六四年春夏间，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个国家的服装博物馆，因为可代表这一国家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一般印象，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纪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那么多，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因推荐由我来作。历史博物馆龙潜馆长，对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热情加以支持，为从美工组安排得力三人协助。由于当作试点进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即依据每一图稿，试用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各写千百字说明，解释些问题，也提出些新的问题，供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的要求，是希望能给读者从多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衣着式样的发展变化，有个比较明确印象。工作既近于创始开端，从探索中求理解，作得不够完美是意料中事。方法上和判断上若还有少许可取处，能给海内外专家学人以小小启发，或依据本书加以充实，或从另一角度，用另一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照当时估计，如有十年时间，不受过多干扰，又得到工作便利，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

    从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由于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几位同事热心努力，我对这些材料包含问题又较熟悉，工作因此进展格外迅速。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图版二百幅，说明文字约二十万，样稿已基本完成。经我重作校核删补后，本可望于一九六四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大都得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