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暂屈以求伸”
夺取辽东半岛之后议和而拒绝了英国的调停。10月底11 月初，由于日寇铁蹄蹂躏辽东半岛，威逼奉天“根本重地”，迫使帝党同后党、李鸿章等在“遣使议和”问题上，渐趋一致，因而以后相继有德璀琳和张荫桓、邵友濂出使日本之举。当时日本政府并无议和之意，指责德璀琳不合交战国使者资格，拒绝接待；指责张、邵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公然指名要奕䜣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
①11 日，光绪再次召集军机议事，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见重臣，论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之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
奕䜣对曰：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怒形于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
①13 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着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清廷所以选派李鸿章赴日议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
②“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
③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
④。
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日本鉴于“国内的海陆军备”“几成空虚”和继续推进可能遭致列强干涉，便一面陈兵辽东和山东两半岛，摆出准备进攻北京的架势；一面决定重开谈判，经由田贝照会清廷，要求中国确认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另派具有商议这些内容权力的使臣，否则日本决不停战。就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来到北京，与惊慌失措的清廷商讨对日议和方针。他认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对清廷来说，这究竟不是能够轻易咽下去的苦果。2月22、23日李鸿章连日参加召对，并与奕䜣、奕匡和枢臣会议，商讨的内容不是应否议和，而是割地问题。光绪“令坚拒”，李鸿章、翁同龢反对割地，幻想借助英、俄。孙毓汶、徐用仪主张割地议和。翁同记其事说：2月22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和枢臣，谈及“议约事”。奕䜣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李鸿章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光绪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曰“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召对之后，李鸿章、奕䜣和军机大臣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声称：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则“怵以危语，意在摄合”。当时“群公默默”，翁同龢坚持定见，说“偿胜于割”。李鸿章主① lt;《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①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② 《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第115页。
③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83—84页。
④ 李鸿章：《寄上海张使》，《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39页。
张借助英俄拒绝日本的割地要求。孙、徐“以为办不到”，而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