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山穷水尽疑无路」-“维新之同志”
陈炽的倡议下，把李鸿章拒之于门外。陈炽此举，显然是由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主和误国，“虽身存而名已丧”的结果。李鸿章因公开遭到排斥而深感屈辱和恼怒，所以曾与闻北京强学会事的吴樵说他“已含怒矣”。其次，强学会主要是由帝党、维新派和张之洞系洋务派组成的，“主之者内有常熟（按指翁同龢），外有南皮（按指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政敌、甲午战争中主战的帝党和张之洞系洋务派在强学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相与讲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和自己的责任，对自己显然是弊多利少的。不过，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不满，并未导致破坏强学会的行动。但守旧派却因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愈大，而憎恨不已。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要求严禁。慈禧借此强迫光绪下令封闭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也随即被张之洞封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崇伊在搞垮强学会之后，又于3月底上疏抨弹文廷式。前者虽与李鸿章无关，但后者却出于他的授意。李鸿章此举并非为了反对维新变法，而是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继续。李鸿章打击的对象，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弹劾过他“主和误国”的帝党官僚，首先是文廷式。作为帝党中坚的文廷式，“主眷日隆，名震中外”。朝鲜事起，攘臂言战，不仅上疏抨击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请旨罢斥”；而且集同志于松筠庵联衔奏阻和议。战后又“拟成奏稿七篇，置枕箱中，其语颇有侵合肥者。”
不料所拟奏稿竟然落入合肥之手。李鸿章既被弹劾于前，又险遭奏参于后，新仇旧恨，耿耿于怀，必欲报复而后快。李鸿章指使杨崇伊“访查台馆弹劾东事之人，开一清单”，然后亲自送给慈禧，“请禁勿用”，第一就是文廷式。杨崇伊随即写成弹劾文廷式的奏章，特地请李鸿章斧正。李鸿章在出访欧美临行前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他到天津后，又对人说：“劾我诸人，皆不安矣！”李鸿章出京不久，杨崇伊就上疏抨弹文廷式，要求立予罢斥。慈禧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慈禧罢斥文廷式，矛头是对准光绪的。因为文某竭力效忠光绪，慈禧“必去之心，已跃然愈急”。李鸿章及其亲信因串通后党倒文的成功而欣喜若狂。沈能虎、盛宣怀立即由沪电港，向出使欧美路经那里的李鸿章报捷。李鸿章亲拟复电，令将“以后新闻”，“随时电告”。可见李鸿章虽身去异国他乡，但心却依然留在政潮起伏的北京。
李鸿章从欧美返国年余，列强就在中国掀起了夺取沿海港口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迫在眉睫的瓜分大祸，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康有为奔走呼号，给事中高燮曾奏诸光绪召见康有为。翁同龢也密荐康有为，“请皇上举国以听”。光绪根据奕䜣的建议，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总署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署西花厅约见康有为，“以客礼相待”，询问有关变法事宜。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答以“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追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答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在这次谈话中，李鸿章只是提出一个疑问，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光绪得知会谈情况后，赞赏康育为，急欲变法，令庚有为条陈所见并呈递所着《日本变政记》。
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