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会“大有作为”

    的。李鸿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对梁启超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鲜明。1900年梁启超在《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 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②李鸿章对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敌作贬词。他对慈禧说：康、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慈禧问：“何外人庇之，与予为难？”李答曰：“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敌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鸿章的左右逢源，未尝不可看作是老官僚的一种保存自己、掩护康梁的策略。1900年李鸿章督粤路经上海时，曾与其侄婿孙宝諠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

    说完哈哈大笑，随即问道：你是不是“康党”？

    孙：“是康党。”

    李：”不畏捕否？”

    孙：“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

    李：“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有人劾余为康党。”李鸿章随即对孙宝諠讲述了召对时的情景。

    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①。

    李鸿章不仅回护了一些“新党”人士，而且还为其政敌张荫桓说情。张荫桓不属于维新派，而是光绪的宠臣，“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张亲英，李亲俄。9月7 日李鸿章突然被免除总署大① 《辛傅相与月本伊藤侯问答》，《戊戌变法》，第3册，第448页。

    ① 孙宝諠：《日益斋日记》，《梁任公年谱长编》（台湾版），上册，第100—101页。

    臣职务。据说这是英、俄争霸中国的结果。英使窦纳乐为了对抗俄、法、比集团控制卢汉铁路，要索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承租权。英国调遣海军军舰停泊大沽，对清廷进行军事要挟。慈禧“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答应窦纳乐的要求，“英人始敛兵退”。李鸿章被逐出总署，本来是出自慈禧的决策，但李鸿章却以为是张荫桓“从中作祟”，对他恨之入骨。慈禧发动政变后，下令逮捕了张荫桓。李鸿章得知张氏被捕的消息后，就幸灾乐祸地说：“不料张樵野（侍郎号）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李、张矛盾是外交政策和权力之争，与维新运动无关。李鸿章对张荫桓的垮台，虽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当然，这并非出于李鸿章的恻隐之心，而是由于英、日公使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

    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所谓“稍稍和之”云云，用词贴切，符合实际。康有为致函李鸿章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