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书，李鸿章是在7月11、12日先后获悉的，清廷的表态正中他的下怀。慈禧和李鸿章在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 渐趋一致。

    这时慈禧开始把乞和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6月29日清廷在答复李鸿章等反对“宣战”的上渝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抚“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鸿章北上。因此，李鸿章说：“现奉廷寄，暂不北行”。但是，时隔5天，清廷就以“事机紧迫”为由，令李鸿章“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

    ②。这道谕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求和的同一天下达的，这绝非巧合，而是慈禧试图依靠李鸿章向列强乞和的结果。清廷的国书和上渝， 李鸿章是在7月12日几乎同时看到的，这使他认识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7月16日即在启程的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数年来东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图谋和宏愿即可实现，个人往日的显赫和荣耀又可复归，因而欣喜和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公然对其下属吹嘘说：“舍我其谁也。”

    李鸿章在离粤之前，曾接见裴景福等纵论时势，颇有深思熟虑、先见预卜之慨。7月17日李鸿章即将从广州出发，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李鸿章登上“安平”轮，“待潮未行”，请裴景福人见。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李鸿章“衣蓝絺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对裴氏说：

    “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问大局安危，他答曰：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搘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

    裴氏问：“公看京师何如？”他说：“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贡亭已阵亡，马、宋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讲到这里，李鸿章“含泪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问：“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他说：“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动摇。”裴氏问：“公何不将此意陈奏？”他说：“我到沪后当具折，恐亦无济。”裴氏起身告辞，李鸿章问左右，“潮至否？”并挽留裴氏说：“不忙。”他自饮牛奶，而以荷兰水待客。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人京如何办法？”他说：“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他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他边说边流泪，裴氏也悲伤不已。裴氏问：“国难即解，公将奚先？”他皱着眉头说：

    “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 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人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 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他继续说道：“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

    裴氏曰：“公忧及此，天下之福也。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 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 组织中外，适以滋弊。”李鸿章听了裴氏这套传统的人治论后，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② 《上海转保定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04页。

    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说：“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已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