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8月14日，徐志摩乘南京号轮，从上海浦江码头启程自费赴美留学。与他同行的有汪精卫、朱家骅、李济之、张海歆、查良钊、董任坚、刘叔和等一批日后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

    当轮船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时，徐志摩站在甲板上，遥望茫茫的国土，眼观汹涌的波涛，耳听浪花的轰鸣。在海天一色中，他思绪万千，激动不已。8月31日，徐志摩在船舱中挥毫疾书了热情洋溢、大气磅礴的《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畅谈了他为中华图强、民族复兴而渡海求学的豪情壮志。

    徐志摩在慷慨激昂、文才斐然、声情并茂的爱国之作中说，在“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县磬，野无青草”的情况下，只有青年才是国家的珍宝和栋梁、国家振兴和繁荣的希望。因此，力图有为的青年必须慎重对待自己的学业，他本人也牢记在心并时时自励。

    中国有句礼教名言是“父母在，不远游”，徐志摩则远离父母妻儿，放弃安乐的生活，不辞劳苦地跑到五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乡。每想到这些，徐志摩都痛心欲泣。但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他不得不如此，他会“忍小剧而克大绪”。他时时为自己事业无成感到惭愧，又为不停地辛苦辗转感到惶恐；但他一想到国家的积弱不振，那里还有贪恋晨昏得失的心情。

    徐志摩申明自己远涉重洋的目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他自出海以来，亲身经历的，亲眼所见的，都是悲哭呜咽，因此，他早已没有了少年时代一时冲动、激情蓬勃地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的想法。他要发扬刘子舞剑、祖生击楫的中国优秀传统，奋发努力，挽救祖国的危亡。

    徐志摩认为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大批渡海求学的青年，出国留学前，无不握拳呼天，油然大发他们的爱国热忱。然而，学成归国后，有的参与国政，有的置身实业，更有一些投闲置散的人。这些人，不是没有宏才，而是被名利蒙蔽；不是没有绩学，而是不会合理利用。有些甚至陷于绝境，“非鲋涸无援，即枉寻直尺。”多么可悲呀！国家的珍宝，却颠倒错乱！有志之士，应该急起直追，而不能徘徊因循，效法韩安之狙，等待穷途日暮后再夺博浪之椎。青年爱国者应该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迈，浮海而东，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可是，徐志摩见到一些人得志后，徇私营利，犯天下之大不韪。他又怎能指望这些人以性命肩负天下之重呢？与这些国宝相反的是，西方的工商人士，都知道爱他们自己的国家。即使中国的国宝中有几个忧国忧民的人，奔走呼号，而大厦将倾，不是独木所能支撑的。而且社会风气日益败坏，道德滑坡日益严重，平庸者又甘愿随波逐流，这些都让徐志摩无比担忧。

    青年渡海求学回国后为什么会出现种种不如人意的情况呢？徐志摩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内因是，这些青年本人没有坚强的毅力，因而胆怯懦弱、易受蒙蔽、易被诱惑。胆怯懦弱就会畏惧困难而耽于安乐，易受蒙蔽就会贪图名利而蔑视道义，易被诱惑就会丧失天良而欲壑难填。内里腐败，皮肉就随着溃烂；丧失本质，整个人就彻底堕落了。外因则是社会、家庭、亲友没有明确的规范去约束他们的思想道德、言行举止，因而贪婪、猖狂。贪婪就会汲汲于求，贪得无厌；猖狂就会放行无忌，万恶并生。这些人得志就会祸乱天下，不得志就能搅乱乡党。就像流水，不得其道就会泛滥横溢。对待泛滥的流水应该：疏其源，导其流，造福万民。对待这些青年，徐志摩提出的方法是：“必内有所确持，外有所信约者，此疏导之法也。”确持是指“致其诚，习其勤。言诚自不欺，言勤自夙兴，庄敬笃励，意趣神明，志足以自固，识足以自詧，恒足以自立。”如果这样做，就是金石也可穿。信约应该是有严师挚友的监督催促。

    徐志摩说在当今国难方兴之时，爱国男儿应该团结起来，众志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