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为生活所困的徐志摩再次迈出国门，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去国漫游。11月上旬回到上海。在欧洲期间，拜访过恩厚之，并共同商议农村建设工作。

    1929年1月7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他从多乐芙汇来的200英镑，并谈了自己的农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徐志摩说他在北京和天津见到了张彭春和瞿世英，并且和他们详谈过了。张彭春对他们在达廷顿商讨的农村建设工作极表赞成。他也愿意尽其所能来玉成徐志摩和恩厚之的计划；事实上这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他自己多年来已经考虑过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了，但目前他没有空儿，因为他当南开大学校长的哥哥在外国旅行，而他要负责全盘校务，但他催促徐志摩马上进行农村建设工作的计划。至于瞿世英，他在平民教育协会做事。这个机构所从事的是中国一件严肃的开创性工作。在那里，饱学之士为平民服务，也与群众一道做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对徐志摩来说也特别具有启发意义。那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北方对农村教育以及农村改进工作，在进行着十分有价值的实验。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期望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当徐志摩他们在努力探索把国家带上轨道的时候，这项工作标志出一个新方向。

    徐志摩说他到江苏和浙江跑过了，已决定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然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因为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不过徐志摩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定出实际的计划。他有几个专长农科并懂得乡村情况的朋友，他们是他旅行考察的助手。徐志摩唯一的希望是恩厚之夫妇能够在最近抽出时间来中国走一趟，帮助他决策一切。至于徐志摩盼望要做的事，他会随时写信报道。

    3月5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知建设中国农村基地之事无法实现，因为治安没有保障，绑票、抢劫蔓延全国。

    徐志摩时常在等候达廷顿的消息，因为恩厚之的那个地方在他的心中是一圈灿烂异常的光明，是至美的化身，而这光与美，在今天的中国已备受摧残。他常常忆念有鲑鱼出没的达河，那里有的是赏心悦目的柔雅风情，而德温晨曦的光艳，在恩厚之花园古堡历史悠久的垒垒磐石上处处漫染，倍觉明丽生辉。此外，在恩厚之那里生活的人群，他们真挚和乐之情，在各人脸上互相辉映，这种比朝阳更伟大的光华，就证明了生气勃勃的理想超然卓立这个事实。这一切在回忆中引起无限的诗思情意，并且沁透徐志摩的心魂。而在这里，当徐志摩无法避免去接触每天临到身上的现实环境时，他就更加感到怀念之情的苦痛。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灾难，也把人的灵魂中的创造活泉闭塞。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徐志摩就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他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饿到不成人形的孩子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

    从上述的事实可见，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疲塌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一个活在中国的人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