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根据中晓遗留下来的札记由友人编选而成的。这些札记用毛笔或钢笔写在一些零碎的纸张上。中晓生前将它们装订成整整齐齐的三个本子，分别题以集名。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两年。

    一九五五年，中晓在胡风案受审期间，旧疾复发，咯血不止，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自然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他只得依赖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有一天我的妻子张可收到一封寄至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拆开未，其中还套有另一封密封的信，这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他在信中说:quot;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quot;他期待我伸出援助的手。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为之惨然，思绪万千。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的责任。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晴，是那样澄澈、坦诚…quot;。当时我听了友人的介绍，写信邀请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到新文艺来工作。他很少讲话，总是默默地倾听着。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quot;…从道义上说，我不能对他的来信置之不理。可是，我当时的处境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信件来往在胡风案件中曾构成严重的问题，令人心有余悸。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词，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quot;反革命敏感quot;。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quot;已成为令人毛骨耸然的名字。直到六十年代，在一本指定作为学习文件的小册子中，仍在重复这些说法。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年初，组织派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严厉的呵叱。后来我被指为对抗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我拿着中晓的来信，其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时朋友中还有一位和我往来，他是我深深信赖的柏山。我去和他商量，他经过考虑，认为还是不妥声张为妥。我把信压了下来。但是不久，中晓又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再一次发出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我不知道其他处境相同的人是否像我一样经过如此剧烈的心灵交战?我在审查时期曾有好几次经过了这样的精神危机。也许勇者是不会这样的，可是我的内心中蕴含着一些我所不愿有的怯懦成分。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怯懦，但是应该承认，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这一步的，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反映给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包括其他受到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 里的也一样。我和石西民素不相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不敢深信，但后来证明他是其诚的。在那可怕的岁月中，多亏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说得出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了。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再经历一次文革的浩劫。这究境是命运的播弄?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尽历人间的苦难?那时他只身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些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quot;文革quot;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据估计，他死于一九六六年尾或一九六七年初，享年三十六七岁。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来的时候，他是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的。他

    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就是一个见证。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挣扎，怎样处于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