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展开长达六分钟的叙述。与苏来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更接近摇滚曲风，乐手都是薛岳从前的乐手。结尾处，苏来加了一段七十年前的台语创作歌谣《农村曲》：quot;透早着出门天色渐渐光，渐渐光哎……quot;那些过往岁月的片段在歌声中浮隐浮现。我感受到了那份异样的心情，可是，我要如何对你说？挥之不去的两个字：台湾。

    我不是在谈别的，我在诉说一份很重要的情感，它越来越清晰，却也越来越不知所措。

    因为写这本书，得以接触杨弦、胡德夫、苏来、李建复、陈升、陶晓清、赖声川，是我十年的采访经历中最深刻的记忆。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采访谭健常、小轩、费玉清、李宗盛、周华健、许环良，得到许多先前不了解的资讯。因为民歌，结识来自台湾的张钊维先生，我们成为生活中很好的朋友，那种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很温暖，也很难忘。

    2006年9月，我在北京见到了杨弦。在我的采访名单里，本没有杨弦的名字，因为太无可能。没想到，同时见到杨弦与赖声川，还有久慕其名的丁乃竺。

    与杨弦握手的时候，不觉陌生，他之前竟然看过我写他的文字。他的头发与年轻时一样有些乱，思考的时候习惯用手往后撸几下。从民歌聊起，更多的却是心灵方面的指引，杨弦与我想象中一样，不喧哗，眼神宁静。

    我与杨弦换了三个地方聊天，最后一个地方是陪赖声川接受某杂志采访。就是这样巧合，那位记者的电脑中响起了《回旋曲》，杨弦第一反应是摸自己的手机，然后才想到不是手机铃声。我去打听那位记者的电脑中为什么会有《回旋曲》，原来却是杨弦的仰慕者，也是我的旧识，欣喜之。

    开车送杨弦去别处，忍不住对他说：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胡德夫也曾经坐在这里。

    2006年7月，胡德夫在北京举办小型演唱会。胡老师的第一句歌声刚起，我就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还记得聊至天亮，北京的后海雾气笼罩。我开车送胡老师回宾馆收拾行李，告别的时候，感受着胡老师脸颊的温度，我们沉默地拥抱着。他站在酒店门口，像个孩子般灿烂的笑容，我也笑着，心里却感觉有些痛。

    那份记忆，化作一篇《胡德夫：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后被野火乐集网站转载链接。

    不能采访更多的人，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料，为这本书留下许多的遗憾。感谢钊维之前做的工作，让我可以有很清晰的脉络来完成，同时掌握了许多难以查询的背景资料。不得不提一句，quot;中国现代民歌、淡江--《夏潮》、校园歌曲quot;这三条主线的归纳，自张钊维始。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硕士的张钊维历时四年写就《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发展史》，原本是一篇硕士论文，出版成书，1994年即入选台湾quot;时报年度好书榜quot;。此书2003年由滚石文化再版，更名为quot;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quot;。想要研究1970年代台湾文化、音乐的历史，这是一本必须参考的书目。我曾经问过钊维，为什么从他这里才开始为民歌归纳分类。沉默片刻，他说：quot;因为之前没有人去做。quot;移居北京的钊维曾经在一封邮件中说：quot;一直感激你对于像我这样台客的关心，寄这篇文章给你跟一些朋友，是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像我这样之所以要离乡背井的部分原因。quot;那篇文章，就是张典婉为台湾《远见》杂志撰写的《我们等待文化的春天与燕子》。

    钊维那种quot;透过看似不相干的事物思考台湾当前的政治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千疮百孔quot;（《异形分子》陈光兴），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