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来。要谁不要谁，这个小社区有一定程度的权利。还有，就是雇主雇工，从原则上来说，雇主有权制定一些要求，有雇和不雇的权利。一般来说，要了张三不要李四，这并不构成歧视。

    因此，什么样的区别对待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歧视，是公民权利的区别对待，还是需要制定一系列法规来界定，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最高司法机构对比宪法，作出解释。例如，美国在六十年代的民权法出台以后，先后规定了对种族、肤色、原籍国不得歧视，雇工对年龄、性别、残疾等不得歧视。也就是说，在卖房租房时，你对房客可以有一定的要求，但不能说不要黑人。雇主不可以刊登招工广告要求“三十五岁以下”，这涉及年龄歧视。

    即便如此，界定歧视，在美国还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的问题。例如几年前，一个仓库管理人员，因为体重三百多磅而被雇主解雇。雇主当然有他的理由，体量超重可能影响工作效率。这名雇员把雇主告上法庭，诉雇主是体重歧视，最后胜诉。类似的涉及歧视的新问题，料想还会不断提出来。

    三、民事诉讼求偿

    在有具体法规的情况下，情况比较简单。例如在美国有公平就业委员会，涉及就业的歧视可以投诉，提供证据，依照法规要求惩罚雇主。也可以提出民事诉讼求偿，可是民事诉讼是有它的特点的。

    在这个“河南籍事件”中，许多专家在为原告寻找告诉的依据。也有许多人认为，是不是有相关法规，是能否胜诉的关键。其实，原告提出的是民事诉讼，而民事诉讼是伤害“求偿”。比如一个人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砸伤了行人。

    没有法规规定一个人不准不小心坠楼，前者的行为没有违法，后者照样可以民事求偿。

    求偿不一定涉及金钱，要求道歉也是一种求偿，但是必须证明原告本人受到伤害，而且责任在被告方。因此，证明被告是否歧视，反而不是第一优先重要。因为即使证明被告歧视，并不能证明他的行为对被告个人造成值得求偿的伤害。

    正因为民事求偿可以不必依据法规，只需证明伤害，所以生活中时时可能发生，因此对伤害证明必须要求很高，否则求偿泛滥，社会无法收拾。如这个河南籍事件，原告事实上没有金钱求偿，但如果我们假设原告求偿一人一百元人民币，金额也看上去也很有限，证明“歧视”也许不难。可是，假如我们把原告看了以后“生气、愤怒、伤心”的反应，轻易判定是一种可求偿“伤害”，孤立地看，百元求偿数额也很合理。可是，一亿河南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反应，都可以跟进求偿，那就是一百亿人民币了。

    四、反歧视必须从政府层面做起

    人们歧视的观念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反歧视却是要达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

    一个几次被黑人抢劫的人，会自然认为，黑人就有犯罪倾向。一个屡屡看到穷人口出脏话，打架斗殴的人，会认为穷人都是野蛮的。一个人总被富人欺负，会认为为富不仁是普遍规律。在美国，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使得人们形成这样文明、理智的态度：我不以一个人的肤色、种族、贫富、地域和宗教等来判断他，而是以他本人的表现来判断他。也不把一个和几个人的表现，扩大为对整个种族、群体的判断。

    这样的教育在美国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要经过长期努力，要持续不断地做下去。可是，在此之前，首先是政府法令不能使歧视合法化。民众必须看到，假如他人权利可以被剥夺，自己的权利也就保不住，农民的权利可以合法侵犯，城里人的权利也岌岌可危。因为，只要有一个歧视法令存在，就是认可了歧视是合法的。那么，下一个歧视法令，只是变换一个歧视目标而已。每个人都可能被合法歧视，失去部分公民权利。

    河南籍事件，是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