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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黄色的校车来了
低,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科尔曼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学校的物质水平和条件造成的。调查结果却发现,原来的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大。而且在分析学童学习水平的因果相关性以后发现,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有形条件,而是学校的社会构成,即学童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科尔曼发现,如果一个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经济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那么所有学童,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表现出比较好的学习成绩,而全是穷学生的学校,学生的成绩就普遍较低。在黑白合校而大部分是白人学生的学校里,黑人学生的学习比在全是黑人的学校里好。他还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族裔,如拉丁裔和印第安人,相比白人中产阶级,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科尔曼名之为“自我评估(self-esteem)”。受种族肤色等因素造成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些处于弱势的学生,自我评估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差,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

    人们发现,造成了黑人和弱势人群学童“自我评估”较低的原因,是社会现实。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分布。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公认的精英阶层,在这两种院校里,弱势人群的比例历来偏低。1965年,全国法学院学生只有百分之一点五是黑人,而黑人占的人口比例接近百分之十三。加利福尼亚州六十年代有二百万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公民,直到1969年,他们中只有三个本州法学院的毕业生。亚利桑纳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都有很多印第安人,却从来没有印第安裔的法学院毕业生。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考察。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它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不仅要从教育的投入来考察,即考察学生能够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也在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用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特别是法学院,以往凭成绩不可能入学的黑人学生,现在占了可观的比例。

    事实证明,这些黑人法学院毕业生为社会提供了合格的黑人精英,改变了黑人在政府各分支和社会管理部门的比例。这种反向歧视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变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状态。

    七、重归社区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联邦法庭在黑白合校方面的强制性措施开始放松,因为这时候强制性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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