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小引
几年前,我出版了那本以描写复旦教师为主的《海上学人漫记》之后,就打算接着再写一本记叙复旦往事的散文集子,但因为其他事忙,一直因循未果。现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将临,我想乘此机会,将这本书写出来,一则为百年校庆凑个热闹,二则也算是给自己在复旦半个世纪的生活留个纪念。
复旦百年,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复旦虽然有马相伯、严复、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章益等名流学者掌校、任教,但在抗日战争以前,毕竟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抗战期间改为国立,也算不上名校。听老学长们说,抗战时期国内的四大名校是: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在民主运动中较为活跃,但主要影响还是在上海地区,并不算是全国的先锋。1949年上海解放,复旦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复旦将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是有它的道理的。
复旦之成为全国性重点大学,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前苏联的办学模式来改造欧美的办学模式。因为那时号召一边倒,举国上下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高等院校自然不能例外。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
一般是由文、法、理、工、商五大学院组成的多科性大学,有些大学还有医学院、农学院,院系调整之后,就改造成为两类大学:一类,是由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另一类,是以某一两个应用性学科为特长的专科性大学,如清华以建筑和机械为主,交大以造船和电机为主。当然,院系调整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教会学校被认为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关,一律撤销,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校也要撤销或削弱,如中央大学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所掌握,自然不能继续存在,所以早就改组为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许多教授是桂系首领的智囊,这所大学与桂系军阀的关系太密切,也被撤销了,——现在的广西大学是后来重建的,而且校址也由桂林改在南宁。而复旦之所以能得到扶持,则与它在战后反对国民党政权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有关。
近年来,我们的高教界又在进行调整了,虽然并无“院系调整”的名称,其力度也相当的大。但调整的思路却与上次截然不同,甚至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欧美模式来改造前苏联模式,又重新合并和改造为多科性大学,而且仿佛是以大为好,学校愈并愈大,有些还以全国最大的学校相标榜。行动虽然在变化,但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认真的总结。这场改革到底给中国的高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前事倘无清晰的认识,那么,后事进行的根据又何在呢?
到得1950年代末期,复旦校门再次东移。这个校门造得很有气派,是师生们拍照留念常选的背景。这张照片是中文系61级部分毕业生回校时所摄。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于有些大学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调整的受益者。它归并了许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院系调整的前奏,其实在1949年8月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陆续有一些高等院校并入复旦,如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等。刘大杰先生在暨南大学当过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是1949年9月,在暨南大学撤销之后调入复旦的,所以才会在复旦经历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有轰动一时的跳黄浦事件;郭绍虞先生也是1949年9月从同济大学调来的,他原是同济文法学院院长。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