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想，刘大杰的跳水，恐怕还有深层原因。他大概是怕有些历史问题过不了关。因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后一阶段，着重追查的是历史问题。连陈望道的脱党问题也受到追查，何况其他？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只因为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专制领导，并且产生冲突，就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现在又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学生们还对他穷追不舍，弄得他几次掉泪，别人又如何是好呢。在旧社会过来的人，谁又没有三朋四友，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呢？

    但刘大杰跳黄浦之举，却惊动了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同时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陈毅市长还到复旦作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慰抚之意，因此人们说，他是武戏文唱；虽然同时来复旦讲话的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却仍是调门很高，人们说他是文戏武唱。但对知识分子的凌厉攻势，毕竟是缓和了下来。刘大杰不久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算过关了。

    教师们虽然都通过了检查，但这些材料却归入了档案，而且还有系学委会做出的思想鉴定，此后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我在1953年秋季入学时，就听人们传唱一首打油诗：“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张孟闻，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物，见有张孟闻、曹亨闻二位，就对出了下联。这虽是即兴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确反映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们的不同处境。

    学生虽然是用来帮助教师的进攻力量，但他们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学生们可检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于是有些人检查入学动机，说读大学是想出人头地，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学比较注重衣着打扮，穿高跟鞋，着旗袍，烫头发，自然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人看、《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接受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崇拜他那个做中央社记者的哥哥，羡慕西方新闻记者，这更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何况，有些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划清界限，揭发家长的任务。新闻系有一位女同学吴志莲，是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的女儿，吴蕴初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代表，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在“五反”运动中照样要审查交代，而学校里，吴志莲就成为团支部重点帮助的对象。团市委还特地派了位女干部奚珊珊来做思想工作，这位奚珊珊后来就成为当时复旦团委书记金冲及的夫人。大概这次工作是做得成功的，电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节，就是以此为原型，复旦新闻馆（即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还出了镜头。

    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对知识分子却伤害很大。个人隐私全部曝光，人格尊严受到打击。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的信条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辱，还有什么自尊自信可言呢？打击了教师的人格尊严，当然也就使他们失却了学生的信任，教学工作自然无法正常进行了。《复旦大学志》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有的学生背后乱骂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