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点，文艺界也是改造的重点，中文系处于两界的交叉点，所受冲击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文艺界的思想改造是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进行的。还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天，即11月24日，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12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思想改造》，意在将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文艺界。而在这之前半年，则已经进行过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了。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看，此次讨论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评价一部电影的成败得失，而是借此来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毛泽东从电影《武训传》和对于武训及《武训传》的众多歌颂里，看到的是：“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乱，当然不是通过一部电影的讨论就能解决问题的。继续寻找题目来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关于研究问题的讨论，正是毛泽东所抓到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俞平伯本身，而是由于他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是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通过对这本书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可以打开批判胡适思想的大门，而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正是当时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会为大学刚毕业不久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受到压制而大动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来反对大人物，利用青年人来冲击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种策略，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是，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还看不出其中奥妙，难免有些隔膜，行动起来就要撞在枪口上了。

    冯雪峰在《文艺报》奉命转载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时，写了一个较为实在的按语，结果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斥责和《人民日报》公开的质问；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站出来发言，指责《文艺报》压制路翎、阿垅等新生力量，结果引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

    当然，胡风也不过是以此来作为一个突破口而已，而对胡风的清算，也只是迟早间事。因为胡风在文艺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确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合的地方，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对于文艺界的这些论争，一向是很关心的，因为它与我们的专业有关。但真正重视起来，则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之后。这篇文章，明显是针对冯雪峰的，因为他是《文艺报》主编。但冯雪峰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艺理论权威，怎么为这一点小事就受到公开质问，而且被撤掉主编职务呢？实在有点想不通。但文艺界将有一个大变动，是看得出来的。待到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之后，特别是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两派斗争的继续。大概正是为了要引起学生们对反胡风运动的重视，市领导特地派了一些作家来做报告，加以引导。我记得其中有吴强和靳以。靳以在复旦中文系教过书，大家都知道，吴强那时还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红日》，不太有名，当时会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高高地举起雪亮的小马枪》的作者，但我们大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对这位作家也并不怎么重视。

    而不久形势就发生突变。《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给舒芜的信，标题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而且加了许多非常严重的按语。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来时，标题已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