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从24日起停止一切教学活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认真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展击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从此复旦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

    复旦多名人，自然也会有许多出名的大右派。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杨兆龙、陈子展、王中……都是报上点名批判的人物，很为复旦扩大了影响。虽然后来也搞不清到底是因为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而显得战果辉煌，还是因为这些大右派的名气为复旦增辉生色。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罪名虽然一律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具体情况却大不一样。

    孙大雨和王造时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过贡献，但也与共产党产生过一点误会，或者有过一点过节。

    孙大雨在解放前是大教联（大学教授联谊会）中的头面人物，做过代理主席，在开辟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战场上有过贡献。1949年以后，仍想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也是人之常情，但原大教联干事中的共产党员李正文随军回到上海之后，主持大教联改选，却把民主同盟的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选了下来，孙大雨也从代理主席降为候补干事，从此孙大雨不满于新的现实。恰恰李正文又担任了接管复旦大学的军代表和第一任党委书记，摩擦自然难免，后来由于工作安排等问题，意见更大。鸣放活动一开始，孙大雨倒不需怎么动员，就带头鸣放起来，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由于一直不肯屈服，还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孙大雨发言批评党委时，中文系教授徐澄宇说了一句“快人快语”，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孙大雨问题的严重性。但孙大雨却很顽强，受尽磨难而仍活到92高龄，晚年仍致力于莎士比亚研究。但大概因为得罪的人太多之故，反革命平反、右派改正之后，仍未能按照惯例，回到原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却为华东师大所罗致。

    王造时是位政论家，曾经写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锐利文章，又是为坚持抗日而下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可以说是民主阵营中的风云人物。但1949年以后，却一直不被重视。七君子中除邹韬奋病故，李公仆被刺，其他几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均任中央要职，只有王造时被投闲置散，虽然在华东局和上海市挂了几个委员的虚衔，但是并无实职，他提的建议也无人理睬，使他郁郁不得志，所以朋友们说是“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后来还是陈望道校长爱才，亲自登门，请他到复旦大学做教授，但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也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位置。据说其中的过节，是出于对苏联的态度上。盖因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称“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在苏联，据说是一种外交策略，而对于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特别是条约所附《宣言》中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主权来做交易，更加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救国会的同仁为此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以示抗议。但在当时，凡对苏联有意见，即被认为是反苏，而反苏即是反共，所以算是一个大问题。但救国会是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能不加以团结，于是责任就落到这封信的执笔者王造时身上，从此对他就有了看法。虽然史良曾经提出，这是大家的责任，不能由王造时一人负责，而且王造时也对周恩来作过解释，但看法既已形成，就会有一种思维定势，要改变也难。所以在反右运动中他本来就在劫难逃，再加上他在各种座谈会上又鸣放出不少意见，便都变成严重的右派言论。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