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跃进岁月
里给我说了一句掏心的话,他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喜欢写文章,文章发表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当然,不写文章也会被人看不起,你看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后,就不再发表了,这样,别人既不敢说我不会写文章,我也不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无事。”这是经验之谈,很有几分道理。但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写文章不一定都是白专道路,要看怎么写。”他云里雾里谈了一通大道理之后,结末说:“我们可以合作写文章。”我知道他与别人合作的经验,那就是他出点子,别人执笔,然后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欢这样做,当场就拒绝了,于是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这是后话。
我不知道红专关系的辩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不久就开展了双反运动,直接转入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13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5月8日,该报又发表了党内著名理论家冯定的文章:《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文中指出:“个人主义的最普遍的表现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这就把矛头指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为了深挖个人主义思想根源,于是又掀起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复旦曾经规定,每人每天要贴上一百张,才算完成任务,大家只好把大字报纸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后是大字报变成了小字报。不但贴满走廊,而且贴满寝室,甚至连床架、书橱上都是。这回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了,而是群众性的自我整风和“向党交心”,即教师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批评、学生对教师的批评和各人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叫做“自画像”,即自己画出自己的丑恶形象。内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思想和名利观念,旁及享乐主义和谈情说爱现象等等。谈恋爱在当时虽然并不犯规,而且许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与别人谈恋爱时,却要算是小资情调,丧失革命斗志的表现,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强的女生,虽然入学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时她的男友来找她时,她却装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当时我还在葑溪乡劳动,算是躲过了这一运动,但高云却因谈恋爱而受到批评,也作了自我批评,画了自画像,当然就牵涉到我。好在当时几乎是人人过关,也就并不显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头贴了个“佛”字,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边放有饼干罐,有时吃些小点心,则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都被贴了大字报。总之,那时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大家拿着放大镜来观察别人,同时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竞相上纲上线,竭力丑化自己,丑化别人,这叫做“自烧”和“互烧”,务求将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烧净。复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复旦大学举办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画像展览。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狠批知识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剥夺掉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资本——业务专长的资本,断绝青年学子向这方面发展的路,而且把知识分子凭脑力劳动而获得的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说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笼的。这篇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张春桥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的一些老积极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费的要求,把本来就不高的稿费标准,又降低了许多,并且取消了版税制度。姚文元还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费的猛将,而傅雷是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翻译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应培养各类专家的,各系所订的培养方向上,也有培养本门学科专门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