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给他们吃，据说吃猪尾巴有助于提高速度，——于是大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着猪八戒面对一群没有尾巴的猪，并附有一段对话，猪八戒问道：“孩儿们，你们的尾巴哪里去了？”群猪答道：“到复旦大学食堂里去了。”但也有人提出，说是老是供应猪尾巴，是因为膳食科有人贪污，把便宜的猪尾巴当肉来供应了。学校还对此追查了一阵子，后来把中文系的一名调干生派去做膳食科科长。

    当然，这些并非复旦的主要跃进成果。复旦领导很明白，正如农业上要抓粮食产量，工业上要抓钢铁产量一样，教育上也必须有自己主要业绩，才能站得住脚，这就是教学与科研。而复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跃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在1957年以前，复旦的教学工作一直是老教授唱主角，中年教师为辅，以我们中文系53级为例，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是：文艺学引论——蒋孔阳讲师；语言学引论——吴文祺教授；现代文学作品选——鲍正鹄讲师及余上沅、方令孺教授；古代汉语——张世禄、郑权中教授；现代汉语——乐嗣炳教授、胡裕树讲师；写作实习——濮之珍、王运熙、杜月村讲师；先秦两汉文学史——蒋天枢教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文学史——刘大杰、王欣夫教授；宋元明清文学史——朱东润、赵景深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教授；汉语史——吴文祺教授；俄苏文学——原任课教师贾植芳教授因胡风案被捕，请外文系杨烈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外文系伍蠡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因排在四年级，原任课教师在人事上有很大的变动，除贾植芳教授被捕外，余上沅教授又因潘汉年杨帆案被捕，方令孺教授正忙于出席各种会议，鲍正鹄副教授则被派到埃及和苏联去讲学，一时竟无人上课，临时请华东师大许杰、徐中玉二位教授各做两次讲座。这四年的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人系统上课，略有欠缺之外，总的说来，师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但到得1958年，随着拔白旗运动的开展，许多老教授都下岗了，而由青年教师顶上第一线。

    复旦的青年教师要走上讲堂，原先是有很严格的一套程序的：先给老教师做几年辅导工作，再写好讲稿，由主讲教师审阅后试讲一部分，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独立开课。就职称来说，也总要讲师才能讲课，顾名思义，他们是讲课的教师嘛。这套程序，原是为保证教学质量而设置的，但在大跃进年代看来，却是少慢差费的做法，非加以突破不可。所以当时是不给一点准备时间，一下子就把一批青年教师——有许多还是助教——推到讲台上去，美其名曰：边干边学，在战斗中成长。并且还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向外介绍。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教师的感受如何，在我自己是被搞得非常狼狈的。

    大概是因为只专不红的缘故（当时还未给我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乡下锻炼的时间特别长。理科的许多教师，下放劳动只有半年就调上来了，文科的大部分教师也只下放一年，而我则在乡下劳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才调回中文系。回来之后，系领导就通知我，说系里新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已将我的名单划归这个教研室了。我是作为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对文艺理论并不感兴趣，但那个时候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讲个人兴趣，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只好服从。而当我的感觉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系领导就通知我要给外文系学生上“文学概论”课了，我虽然很感困难，但也只好应命。我提出了一点要求：给点备课时间，却无法得到满足。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无法想像，我们那时几乎是每天都在开会，或写大字报，早中晚三班，一班不缺。开会时，大家轮流发言，一个都不能少。不发言自然是不行的，发言太简短也是态度有问题，于是大家都练就一付啰哩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