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但别人不易知晓，而只要不汇报上去，也就相安无事。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为什么第一期大“四清”时，工作队不直接进村住到农民家里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这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关。

    我们下乡之前，先学习了两个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前一个文件叫《前十条》，后一个文件叫《后十条》，合称《双十条》，同时还听了王光美《桃园经验》讲话记录稿的宣读。给人总的印象，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村干部有很大一批烂掉了，而且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共产党手中。这样一来，进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而敌我友的界线，历来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做法，则需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分片集中住宿，就是为了避免住错人家，造成被动也。

    那时，“四清”工作队有如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凌驾在地方干部之上，对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一上来就把他们撇在一边，用秘密工作的方法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其作派，很有点像小说、电影中所写的敌后武工队和土改工作组。我们每天上下午到定点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晚上则到贫下中农家中去串连，在劳动和串连中打探情况，然后再回到住处加以分析研究。这样排摸了几个星期，终于确定了依靠对象，组织起贫下中农协会，我们也就搬到生产队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对象家中。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