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之外，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正处于批判高潮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时领导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养战士的方法。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这就使人无话可说了。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有的战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杀一两口猪，那种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况极佳，在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影响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者，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