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明白了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高领导的意图，而且在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市委相继抛出了挡在第一线的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文教书记杨西光和市长曹荻秋，但是仍没有阻挡住造反派的攻势，最后，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被打倒而告终。

    当然，打倒上海市委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各学校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出力参与，特别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时，高校红卫兵运动锋芒正盛，冲冲杀杀，还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中，复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现了权力真空，造反派自以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古训，他们就开始夺权。这个全市性的夺权行动，发生在1967年1月份，由《文汇报》开的头，马上席卷全市，号称“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人民日报》还在1月2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于是，由上海刮起来的夺权之风，马上就席卷全国，接着就有“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何以要用这么长的标题呢？因为它想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这种强调并不是无因的。实际上，当时的局势，已经激起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权力欲望，“抢权”之风很盛。有些组织，有些山头，争相去占领办公室或者去夺取公章，于是，“夺权”又变成了“夺印”，仿佛只要占领了办公室、夺得公章，就算夺取到了权力。红革会就曾抢先把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十个区委、区政府的公章全都夺来，装在一个书包内，背在一个头头身上，算是夺得了上海党政大权。

    这种夺权闹剧，同样在复旦上演。“过河卒”小组在《在转折点上》这张大字报中批评道：“有的同志在促进大联合夺权：他们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办公室的钥匙、电话机、印章从过去曾经是‘老保’的同志手里拿过来，认为这是夺了一个系的权。有的同志把班级里曾经是‘老保’的学生干部‘罢’了‘官’，选了新班委、支委，认为这就夺了一个班的权。还有的同志正在联络各个造反派组织，要各组织派代表协商，一起去接管党委办公室，把党委的大印拿来，认为这就夺了复旦大学的权。”“还有少数打着‘造反’旗号的人，‘接管’了××大楼，就拿那里的沙发、摩托车供自己享用，拿国家的钱挥霍浪费，这种为小团体私利的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夺权，是‘败家子’的夺权，结果败坏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情景，难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当然，两者还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女人，还有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同时要处死他所不满意的人；造反派要的是办公室、大印，但同样要排斥和打击别的造反组织的人。而且，阿Q只不过是在幻想中革命，造反派则在实际行动中，已接触到权力的边缘。然而，阿Q式的革命，实际上正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是与鲁迅同样深谙中国国情的人。所以当上海市委倒台之后，立即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组建上海新政权。这个政权先是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为的是要继承工人阶级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传统，但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毛泽东亲自将它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但正当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在积极筹备，张春桥马上要夺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时，却发生了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