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较大的一个。比如，1955年章培恒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的，但葛林槐坚持要开除，别人想保都不行。此类事情一多，民愤自然就大了，郭仁杰提出首先解放他，要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群众当然不会支持。反对派马上组织了一个“打葛纵队”，谐音为“打狗纵队”，专门对着干，要批判葛林槐。而葛林槐也实在不争气，弄得洋相百出。比如，4月26日党委常委开思想交锋会，打了两次电话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会，红卫兵上门去催，发现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说是生病了，问他是什么病，说是发高烧，问看了医生没有，说昨天去看了，药瓶还在台上。红卫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帮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来，红卫兵就请医生来出诊，这医生也是被他整过的，当然不肯帮他的忙。先是查看病历卡，证明他从3月22日以后就没有看过病，说昨天看了病，显然是撒谎；再量体温，只有36.6度，说发高烧，也没有根据；听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于是红卫兵就指责他装病，要他去开会。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帮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来，他再躺下，并且大哭大叫：“我准备被打倒！”“你们把我丢到河里去好了！”还威胁那位医生说：“你这样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场景被“打葛纵队”在大会上报告出来，并用大字报公布，葛林槐就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解放、结合云云，也都无从谈起了。

    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