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孔，不苟言笑，原则性强极了。看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非要选择一些狠天狠地的斗士，这才能贯彻他们路线斗争的意图。

    那年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很难。弄不好，就要惹火烧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学习班”上，我就亲身尝过味道。那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本来不是清我的，因为我并无什么历史问题，也无现行罪行。学习班开始后，点了许多老师的名，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从旧社会中来，上层关系又多，这就有得好交代了。这种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楼”。因为都是陈年老账，他们在思想改造等运动中早已交代过多次，所以引发不起轰动效应。接着，清队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这一下就热闹了。揭发者指控某人是假党员，被揭发者则声称自己是真党员，双方正在大会上激烈争论时，清队组成员周某某站起来，抛出了几份调查材料，说明某人既然没有宣过誓，连介绍人是谁也成问题，所以就给他下了假党员的结论。接着是大字报贴满教学大楼，大标语刷满复旦校园，这个“假党员”就这样被揪出来了。但我听了周某某宣读的材料后，觉得此案难以定性。因为这些材料只不过提出了一些疑点，并不能证实他是假党员，当然，这位当事人的辩词也很无力，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真党员。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续不完全，未必是假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凭这些不过硬的材料来下结论。但这种意见在当时是不能随便说的，一说便是破坏清队运动，而且人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很多人只相信领导的话，并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这使我很吃惊，也很恼火，马上站出来自我辩护，声称我的看法是合理的。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变成了中文系清队的重点对象，许多原来与我较为接近的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起来揭发我。总的罪名是：反对工宣队，破坏清队运动。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为为他辩护而惹祸的那位“假党员”，也站出来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阶级敌人，破坏清队运动。这种反戈一击的举动很受工宣队欢迎，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