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可能还有监视的人，也许有人会告密，说我们关着门说私房话。得敞开门说话，才不会犯疑。”

    我很佩服他的见地。小小年纪，难为他想得周到。

    我看见地板上有几封信，是我不在家时邻居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我赶忙拆开来看，有两封是朋友来信，无甚要事，一封是高云从黑龙江边写来的，说他们在严寒中战天斗地的情况。她革命热情很高，要我争取尽快到黑龙江去。她哪能料到，我此时已成阶下囚，别人早已不承认我是革命群众了，也不要我革命了。我看过信，照例要撕毁，但被这位同学制止了。

    “不能毁！刘家国特地要我看看有没有信，有信要交给他。”

    虽然我们大家都学过宪法，知道人民有通信自由，但这时连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都不讲了，他们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抄了我的家，限制了我的行动，还谈什么通信自由呢！何况这等事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淫威所在，谁敢抗议就罪加一等。事情颠倒到这个地步：捍卫宪法者有罪，践踏宪法者执法，复有何说！我只苦笑一声，把信交了出去。

    他接过信去，说道：“这次运动来势凶猛，非同小可。胡守钧案子是全市重点大案，工宣队把你挂在这个案子里搞，是决心要把你整倒，使谁也不敢讲话，要逼得大家都揭发你，使你众叛亲离，在精神上压垮你。到时候你千万不能自杀。”

    “我干么要自杀？死了就搞不清问题了。我还得活着看看事情的结局呢！”

    “这样就好。我仍旧相信你是好人，但是随着你问题的升级，我也只得跟着骂你，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单独谈话的机会了，你自己珍重！”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在我的脸上被随意涂上白粉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相信我是好人，而且这人又是工宣队依靠的对象，是监视、看管我的红卫兵，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人心自有公道在！

    家里不便多留，我简单地拣了几件衣物，就匆匆地跟他回学生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