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与各色人等，诸如学界泰斗、政界要人的邂逅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路上偶遇某位学术界泰斗或是政界名人，于是回到宿舍便兴冲冲地问大家：猜猜我今天遇见谁了？读了几年书的学生便会见怪不怪地笑笑。剑桥，这本来就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上个月，北大来的同学在路上遇到了前来作讲座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前几天萍告诉我她应邀出席三一学院的晚宴，去了才晓得我们的文章中常引用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en， 居然就是三一学院的院长。Sen是印度人，195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第一位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亚洲人。说来也是有趣，Sen原本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也大都是在哈佛进行的，可偏偏等他被聘到剑桥当院长才有了这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这荣誉也就归入剑桥的帐中，巧的是他恰好成为了三一学院第三十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学者。

    不久之后，我自己也有了一次这样的邂逅。国际关系学院的缙带着娇妻爱女同来剑桥，常常请我们一帮中国学生去他家改善伙食。他家住在剑桥南部，而我住在剑桥的西北角，去一趟便要穿越几乎整个市区。听起来吓人，走路也不过四十分钟罢了。在trumpting Street 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四位老者正从对面的街道向我走来。他们风度不凡，其中的一位老太太满头银丝，却穿着一件鲜红的风衣，在瑟瑟的寒风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无法收住自己欣赏的目光，直到与他们几乎相撞。我的步伐比较快，还没来的及停下。他们四位居然先停下脚步，其中一位绅士彬彬有礼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让我先过。与剑桥的文明人相比，我真的是有几分野蛮呢。这里的街道上常常是车辆让行人先过，男士让女士先过，不小心擦身，便不断地听到对方说“sorry”。我不住地赞叹着年老的女性却依然保持着独特的优雅韵味云云。直到他们走远，杨光微笑着问我：“你知道刚才给你让路的人是谁吗？”“谁？”我自然是不解。“他叫作卫奕信。”望着我迷茫的样子，他道出谜底：“他是彭定康之前的香港总督，现在是Churchill学院的院长。这位总督，从前我在香港因为工作关系曾经见过的。 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人呢。初到剑桥时有些方面真是孩童般的无知，因为无知，倒也就轻轻松松，只是觉着哪儿都好看，什么都有趣，不去深究。坐在三一的食堂里吃饭，看到一个英俊老头的画像，威武挺拔故作严肃的样子，觉着好玩，后来才晓得老头子原来是亨利八世，那个为了迎娶佳人脱离罗马教廷的固执君主，那个杀了好几个老婆的古怪暴君，当然也是这赫赫有名的三一学院的创建者。我不喜欢他，从此食欲也受了影响。

    还有一回，被朋友们拉去Bent Street上的一家名叫“Eagle Bar”（老鹰酒吧）的小酒馆喝东西。那房子十分古老，粗大的原木构成房架，分上下两层，低矮狭窄。外墙粉白，衍木黑色裸露，是典型的乡村老屋的样子。大门也是原木无油漆、无修饰的，进门一个院子，随意地摆着几张桌凳，好像中国武侠小说里酒肆的摆设。我对这里是不以为然的，不过是个破破的小酒馆嘛。同行的友人却是一副敬仰的神情：“这里可是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克里克和沃森就是在这里喝酒时产生灵感，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这项发现可是能够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的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呢！这两个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后来我在剑桥的图书馆里读到了沃森博士写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t of tructure of DNA）, 里面无数次地提到了他们在Eagle Bar吃饭、谈话的情景：

    那天连续几小时的紧张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