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妙香饰程鹏举、刘连荣饰张万户。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却也因此得罪了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他通过社会局长以非常时期上演剧目要经社会局批准为理由通知梅兰芳不准再演。梅兰芳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理由坚持演出。三天后，该戏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天，仍然火爆异常，排队购票的观众居然将票房的门窗玻璃都挤碎了。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梅兰芳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更是个鼓舞者、抗争者、爱国者，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品质。他以《抗金兵》表达了他的抗日主张，以《生死恨》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从而激励了民众斗志。

    这两出戏是梅兰芳在1949年前编创的最后两部新戏。从此，直到五十年代末，因政治环境的原因，他再也没有新戏问世。

    梅、孟二人分手后，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分隔两地，各过各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然而，那过去了的，却并没有烟消云散。突然有一天，天津某报开始连载一篇小说。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篇小说的内容说的就是梅、孟的故事。如果单纯地以他二人作为生活原型对故事进行重新演绎，或者戏说，也许无伤大雅，只当是娱乐。但是，小说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对孟小冬相当不利。比如，在提到“血案”时，小说作者有意无意地暗示此案背后的指使人，可能就是那个坤伶。当然，他（她）也对血案制造者和这个坤伶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揣测。在“赔偿”问题上，小说又说坤伶狮子大开口，向那个名伶进行了敲诈。

    说到底，这是篇小说。小说的要旨是虚构。然而，这篇小说似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虚构。显然，它是有生活原型的。既然如此，就不能将它视作纯粹的小说。事实上，当时人们的确没有只当它是小说而一读了之一笑了之，而是当了真。于是，大家旧话重提，对梅、孟关系重又议论纷纷。受小说影响，这些议论对孟小冬多加指责。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作者的行为是很不负责任的。

    也许身在上海的梅兰芳没有看到这篇小说，因为对此他没有任何反应。身在天津的孟小冬看到了这篇小说，而且听到了人们对她的议论，甚至感受到了人们的侧目斜视。这并非她敏感，而的确是客观存在。她有口难辩，她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辩。一怒之下，她很想去质问小说作者。但是，小说没有指名道姓，小说作者大可以以一句“请别对号入座”将她打发。

    孟小冬重新陷于绝望境地，甚至有崩溃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将重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身上。这次，她不只是长跪佛前捻着佛珠念着佛经，让青烟将自己麻醉。她一口气跑回北平，跑到拈花寺，拜住持量源大和尚为师，然后皈依佛门，成为佛家弟子。许多年后，她向友人坦言：“婚姻不如意，才促使我信佛的。”

    如果佛能平复受伤的心灵，如果吃斋念佛能让躁动的心趋向安宁，如果烧香膜拜能抑制仇恨怨气，那倒也不是坏事。也许孟小冬受伤太深，她不可能在一瞬间放下俗世尘事。就在她潜心向佛时，有人向她进言：别为了他人的别有用心，葬送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再说了，谎言说了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不让谎言成为真理，就应该及时揭穿谎言，固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这种情况下，孟小冬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紧要启事”。启事首发于1933年9月5日的《大公报》上，接着又连续刊登了两天。从启事内容和语气上都可以窥见她仍然愤愤不平的内心。

    或许“紧要启事”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使孟小冬一直郁结在胸的怨气得到了渲泻。她的心情一下子明朗了很多。在“启事”公开20天后，她重登舞台。在北平的吉祥戏园又唱《四郎探母》。她和梅兰芳第一次合作，唱的就是这出戏。她没有因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