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香港期间，梅兰芳住的靠近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难的好地方，但那儿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来，他们居然在女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穿墙而入的炮弹，幸好在这之前梅兰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砖墙而可以防弹的房间，女佣才避免遭难。

    梅兰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为十几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已不能下山购买粮食，他只有动用家中的存粮和一些罐头，但他又无法预测香港究竟要被围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粮和罐头总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时的梅兰芳隐藏起艺术家的豁达和大气，多了些“斤斤计较”和“吝啬小气”，他小心计划着分配每个人的口粮，规定：每顿饭每人只有一碗饭，不许再添，每顿饭只打开一个罐头，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时候炸一小块咸鱼，每人只能分到一丁点儿。

    在苦熬了18天之后，香港终于沦陷，日军全面占领香港，粮食和水全部中断，偏偏在这时，家里的存粮和罐头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全家十几口人面临挨饿的威胁。梅兰芳思忖良久，毅然将两个儿子乔装打扮后，派他们下山偷运粮食。

    生活上的困顿，梅兰芳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地骚扰，他用过太多的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一眼就看穿了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

    然而，“蓄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他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日本人、汉奸三番五次登门，或者说“小胡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说“年纪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来说一段话，和年纪大和胡子都是没有关系的嘛”。诸如此类，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预防针，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

    隐居在上海时，梅兰芳因为长期不登台，生活日渐困顿。虽然家里还有一点儿积蓄，但他的负担也很重，不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接济剧团的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不得已，他靠银行透支。通过朋友的关系，上海新华银行答应给他立个信用透支户，但这种“吃白食”的行为让梅兰芳颇为难受。有一次，为了买米又要开支票了，他摇着头说：“真是笑话！我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支票倒一张一张地开出去，算个什么名堂？这种钱用得实在叫人难过。”

    所以，他尽量不开或少开支票，而开始变卖或典当家中的古玩及其他一切可以变卖典当的东西，包括古墨、旧扇、书画、磁器等等。有一年除夕，与梅兰芳一家住在一起的福芝芳的母亲遍寻一个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取出来使用的古瓷碗而不得，梅兰芳得知后悄悄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啦！”老太太真是苦笑不得。

    上海各大戏院老板在了解到梅兰芳经济生活陷入窘状后，以为这是请他“出山”的大好机会，便纷纷找上门来，有的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梅老板肯出来，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中国大戏院的经理百般劝说道：“我们听到您的经济情况都很关心。上海的观众，等了您好几年，您为什么不出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个人的报酬，请您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地自己受苦呢？”

    无论怎么说，梅兰芳不为所动。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卖画。

    1945年春，梅兰芳和叶玉虎在上海福州路的都城饭店合办的画展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