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受辱，愤然自杀。后此剧改为在长影厂拍摄，导演也由苏里和王炎替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部“样板戏影片”的拍摄过程中的同一部戏里，却成立了两个各自为政的创作集体，一是电影厂组织建立的摄制组，组成人员大多数是在“文革”前拍过“毒草”影片、而现今想“戴罪立功”的人员组成;另一个则是由单一的演员组成的“样板团”，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北京京剧院、北京北方昆曲院的“根红苗正”的青年演员，换句话，可以说是江青想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革命的文艺战士”。这两个组织不但在政治地位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高低之分，连伙食标准也各不相同，因为“样板团”是可以独自开小灶的。他们的大有来头和主要目的，摄制组人员当然心知肚明。但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两个创作集体还基本上顾全大局，遇到一些问题也能够做到协商解决，但也有矛盾冲突比较大的时候。比如在拍摄“坚持芦苇荡”一场戏的时候，就为了剧中的男主角、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和他领导的18个伤病员战士的面部化妆和照明用光等问题，出现过一次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摄制组人员认为从真实生活的角度出发，郭建光等人在芦苇荡里生活条件艰苦，人应该显得有些憔悴，但是，由于坚定的革命信念，精神上却要显得非常的饱满，所以，他们只是在用光上给这些演员的脸上照得暗淡了一点，主要是以突出和强调生活的真实性。可是，这却给“样版团”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他们为此大做文章，吓人的大帽子劈头盖脸地扣了上来，说什么“宣传战争残酷论”、“给英雄人物的脸上抹黑”、“文艺黑线思想回潮”等，围绕这个问题，摄制组和“样板团”的领导以及组织人员，只有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报请“国务院文化组”审定意见，主要由负责创作问题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核准敲定，适当的时候，他们还会派一些人，到厂里协调指导，并负责与北京方面的联系工作。再如，在第七场的“沙奶奶斥敌”的表演定位上，也是翻来覆去拍了三次之后方才过关。看得出来，这部“样板戏影片”拍摄难度之大和拍摄周期之长，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建国初期，长影厂的著名导演郭维，就提出来有益于电影艺术创作和发展的“导演中心制”，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则为此受到了残酷批判，而在“文革”运动中，更是被重点提及，当成“资产阶级的谬论”，再次受到批判。所以，创作人员在思想上都很谨小慎微，生怕在政治上一不留神，而犯下自己根本不知晓的所谓错误。拍摄上的所有事情，都会全部拿到摄制组每天要开的大会上来研究讨论，最后集体做出决定，甚至连一个镜头的调度和拍摄，导演也不敢定下来。可是，在讨论会上，由于当时的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恐怖气氛，大家同样也是谁也不敢谈具体意见，到人人都得要求发言、逃避不掉的时候，只得说上一两句似是而非的大原则的空话、套话，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见，由于没有具体地落实，又得在第二天有新的进展，所以，这样的会议，有时常常一开，就到午夜一、两三点钟，甚至开一个通宵，直到大家实在熬不住，便只有推到第二天再仔细研究，次日晚上又如法炮制，这种开会的苦差事，真是叫人叫苦不迭，苦不堪言。

    1972年10月到1973年3月，“国务院文化组”曾在北京召开了“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根据“样板戏会议座谈会简报”第14期的文字记载:“《沙家浜》导演武兆堤在会上检查了他在拍摄样板戏过程中的‘三怕三保险’思想，一怕再搞成‘三军统帅’，认为宁肯窝囊点，遇事少表态保险。因此，拍摄初期，开大尾巴会，只民主不集中;二怕样板戏开拍走了样，破坏样板戏，认为依葫芦画瓢，照搬保险，没有通盘构思，不敢想点子创新;三怕说‘不突出政治’，认为‘抓政治保险’，不敢在导演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