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这些措施得以执行，必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否则，“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最后，江统又明白深刻地指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芥之忧。惠此中国，经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江统论上，朝廷不用。不到十年，江统的忧虑皆成现实。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杀入中原，大地板荡，黎民涂炭，一发不可收拾。公元216年，大英雄曹孟德把降附的匈奴人分为五部，立单于呼韩邪（魏朝当时改姓刘）为部帅，在当时的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和祁县、新兴（忻县）等地居住，渐渐与汉人混居杂处，许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匈奴屠各族的刘姓贵族仍持有旧时声威，又有现成的五部军事组织，一呼百应。此外，散居上党的还有匈奴别种羯族许多人，他们也常常遭受当地汉族地主的歧视与欺压，加上居于并州附近虎视眈眈的鲜卑、扶风等地的氐族，以及自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的羌族，数股势力都蠢蠢欲动，只要有机可乘，“仇恨的怒火”终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当其时也，有识之士皆早已看出离乱战杀之征。“关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索靖的《出师颂》书帖于2003年由嘉德公司拍出2200万人民币，由故宫博物院拍得。当然，此帖真伪很值得怀疑。）

    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任属下孙秀，在西北地区与雍州刺史解系交恶，互相攻讦，更相上表朝廷。晋廷朝议后，以梁王司马肜接替赵王司马伦职务，征司马伦入朝为车骑将军。解系的弟弟解结时任朝中御史中丞，就在司空张华前力陈孙秀祸乱氐、羌的事情。张华闻知后，就让梁王司马肜到任后诛杀孙秀。孙秀惊惧，派好友辛冉携带大批珍宝到梁王处说好话，表示“氐、羌自反，非（孙）秀之罪”。梁王司马肜与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没什么过结，又收到一大笔好东西，自然不了了之。

    赵王司马伦入朝后，依照孙秀的谋划，大散珍宝，与贾氏亲族深相结纳，“贾后大爱信之”。与贾后搞好关系后，司马伦上表请求录尚书事，参预中央朝政，廷议时，张华与裴NFDA6“固执以为不可”，由此，司马伦与孙秀深恨张、裴二人。

    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入朝，为日后的祸乱埋下了一大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