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邮报》和《观察》大肆鼓吹盖伊洛德·豪泽的赤糖糊崇拜论，就在同一个月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弄到了几本他的畅销书《模样年轻，寿命久长》。这个政府机构指控说，由于该书蛊惑听闻，如在出售赤糖糊的罐罐旁边摆上该书，就构成对这一产品的“吹嘘罪”。

    许多大出版商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销路了。诚然，罗纳德·哈伯德的《意念说》书稿过于荒诞，一些较大的出版公司对它不感兴趣。但是，维利科夫斯基的同样荒诞的著作，却找到了两家非常有名的大出版商。肯尼思·罗伯茨写的关于用一根魔杖就能探水的著作、斯卡利描写飞碟的书以及赫德的更为异想天开的论述，都是一些大出版公司发行的。

    当有人就所有这些问题向书籍的编辑和出版者提出法问时，他们的回答是现成的：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如果公众愿意大量购买某种书籍，他们作为公仆，难道没有权利，甚或可以说是义务，来满足这种需求吗？

    只要稍稍尊重独立思考的人，都不会要求出版公司和杂志应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制下，只出版经有权势的科学机构批准的材料。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过去20年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自发的道德准则，是否值得维护。例如，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被广泛地宣传为天文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发现。诚然，出版商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出版这样一本书。同样的道理，有些科学家威胁说，除非该出版公司从它的书目中剔除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否则就将抵制它所出版的教科书。这些科学家也是在运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提出有组织的抗议。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个人责任感的问题。

    也许我们是在小题大作。有人会说，出版一些有关火星蜂人的书籍来刺激一下公众的想象力，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科学家们是不会被愚弄的，具有科学知识的读者也不会被愚弄。如果有人愿意掏腰包购买这种鬼话，那有什么要紧？答案是，当人们被哗众取宠的科学言论引入歧途时，这就完全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迫切需要经过培训的精神病专家的护理，却沉溺在种种迷信疗法之中，从而严重地耽误了治疗。在那些接受这种可疑的疗法的病人中间，已出现自杀或精神错乱的事例，其数字是惊人的。一个有声誉的出版商，决不会考虑出版一个被其同行们普遍认为是江湖郎中的人所写的关于癌症疗法的著作。然而，这类书和《意念说》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

    象维利科夫斯基所写的那些非医学的书籍，以及有关飞碟的专论，究竟产生了什么久远的影响呢？除了有害的影响之外，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谁能说出究竟有多少正统的基督徒和犹太人读了《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后，由于听说科学已经证实了《旧约圣经》中的奇迹，就会倒退回去相信圣经学的那些原始解释呢？门肯曾经写道，如果你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从火车车窗里扔出一个鸡蛋，都会击中一个原教旨主义者①。这是25年前的情况，时代已经改变，但是人们容易忘掉，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要取得胜利，还是多么遥远的事。在美国南方的许多州，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物教师，至今仍然害伯教进化论，因为他们唯恐失掉工作。当已故的富尔顿·奥斯勒在《读者文摘》中热情地欢呼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科学地证实了对圣经最可悲的解释时，有识而开明的基督徒，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无疑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飞碟又如何呢？我听到许多读过有关飞碟书籍的读者们，用毫不含糊的言词责备政府固执地拒绝透露有关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大盘子的“真相”。人们愤怒地指出，政府的“保密政策”，是我国军事和政治领袖们对美国人民的智慧完全失去信心的明证。

    出版科学中的这些胡言乱语，产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