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幼稚批评。他关于“化石起源”的一章，只不过是把普赖斯的观点作了一个冗长的概述而已。同样，阿诺德·伦恩在《逃避说理》一书1932年修订本中，把普赖斯说成是“美国某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并赞扬他对“任意重新安排地层的作法给予了应得的嘲笑。”在三十年代初，普赖斯写了几篇文章登在《天主教世界》杂志上，在一篇关于“怪人和预言家”[11]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和那些曾被同时代人看成怪人的伟大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开始到现在，天主教会对进化论的反应远没有正统的新教团体那么激烈。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后的几十年里，教会除明确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接受人类的灵魂是逐渐进化的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对这个学说采取任何行动。当时，大主教徒的一般反应当然是表示反对，但与新教徒的狂热文章相比，很少有天主教徒就此发表著作。这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会在伽利略的问题上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然而，在下级的教会中，那些不是僧侣的天主教徒却写了不少反对达尔文和他的学说的书。在美国，这类著作的典型是1922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麦卡恩所著《上帝或大猩猩》一书。作者大谈“三迭纪时的鞋底化石”，认为这是三送纪时人类穿鞋走路的证据！在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显然只是一个普通类型的岩石结核。由于正统的地质学家们没有把他的发现当成一回事，麦卡恩非常气愤。

    奥图尔的《控诉进化论》比起麦卡恩的书来，学术性要高得多，但除了冗长乏味的特色外，毫无新鲜或重要的东西。在英国，阿诺德·伦恩的《逃避说理》也一样平淡无奇。伦恩虽然也承认每个“物种”在漫长的时期中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没有一个是由一个共同的家族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物种的起源都是一种专门的创造。

    英国天主教徒对进化论的攻击，最可笑的要数1926年出版的希莱尔·贝洛克的《威尔斯先生〈世界史纲〉一书指南》。贝洛克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程度，堪与他的狂妄自信相比。他的论据大部分陈旧不堪，毫不足信，甚至连普赖斯都没有勇气搬出这些古董来。这本书激怒了威尔斯，他在当年晚些时候以《贝洛克先生的异议》为题发表了他的反驳文章。该文辛辣尖刻，可谓论辩文中的一个小小杰作。在历史上的笔墨官司中，恐怕没有象这一次那样大获全胜的了。贝洛克又写了一本反驳的小册子《贝洛克先生仍持异议》，比前一本书加倍地狂妄自信，但这只不过是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而已，连自己受了致命伤也不知道。

    贝洛克的好友，著名的吉尔伯特·切斯特顿[12]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触及进化论的问题。如果碰上这个问题，他就乱说一通。例如，他在《不朽的人》一文中，和许多反对进化论的人一样，浪费了大量篇幅，让人们相信：人和动物的思维有很大的区别。这纯属废话。因为没有一个进化论者否认这种区别。在进化的谱系中，人和报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支系发展的结果，其过渡形式属于遥远的过去。达尔文的伟大信徒赫胥黎写道，“……我比任何人更深信，文明人和野兽之间的鸿沟是极深的。”然而，切斯特顿竟然写道：“较高级的动物并没有画出越来越好的画像；最进化的狗并不比它在过野生生活时画得好些；野马并不是印象派画家，比赛用的马也并非后印象派画家……田野里的牛聆听云雀唱歌的机会比谁都多，但似乎并不能因此而引起激情和受到陶冶。”

    当然，切斯特顿的论点是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人可以说话，创作艺术品，发笑，穿衣，感到内疚，组织政府，崇拜上帝，等等。因此，不可能设想他们之间有什么过渡阶段。对此，简单的回答是：成人和新生婴儿之间也存在同样巨大的差别。如果回答说，婴儿长大成人和这是两码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