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要的是4点的一面。4在某一方面靠近3，因为它是在3之后。同样，2也是靠近的，因为它是在3之前。或者掷出的是6点，这是受试者在前一次试验中想要的数字。这是一种“延迟作用”。自然，预知能力还可能使受试者掷出选作下次试验用的一个数字。有了这一套诀窍，谁还能失败呢？我自己就常常注意到，在芝加哥玩“26点游戏”时，骰子有一种令人发火的倾向，总是在你不希望出现的点子上掷出极高的比数。

    很明显，除非把所有“移位”的结果都平均计入总结果中去，那就会得到一个失真的统计结果。如果把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射中了靶子”，而把下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击中了不是所要求的另一个靶子，那就根本不能证明什么。把全部结果合在一起看，失误的数字就接近于成功的数字。下面的话有力地表明了这个道理：“这种脱靶的现象，把成功的比率降低到平均线以下，而如果象在不少实验中常发生的那样比率一直下降，总的负差就会达到不能归因于机遇的一点。”一个赌徒会说得更简单些。他会说，他的手气常常会连着好极了，可是中间常常又会连着糟透了。

    下面是对一次超感官知觉纸牌试验的描述。“……当一个发牌人瞧纸牌时，移位既有前移也有后移，而当另一个人发牌时，就只有前移的；移一张牌还是移两张牌，这取决于试验的速度。”难怪莱因把超感官知觉说成是“难以置信地不可捉摸”，有一种“易变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因而成为一种“最变化无常的能力”。

    在评价杜克大学的试验时，除了数据选择之外，还必须注意“记录误差”。近年来在另外几所大学所作的多次试验，还证明了这样一种情况：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容易在记录中出错，而且错误总是对于超感官知觉有利的。例如，在斯坦福大学用1000张超感官知觉纸牌做了一次试验。叫牌是由一个强烈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记录的。根据概率，应该猜对200张牌。最后的成绩表明猜对的有229张。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对这次试验作了正确的记录。当核对记录时，发现有46次猜中是假的。这就把成绩降低到稍微低于概率的水平。当重复这一比验，而这个人知道在做记录时，就只发现了两次错误。

    在莱因的全部研究工作中充满着记录错误的可能性。他的试验是在上百种极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对试验条件的描述通常是很含糊的。很少明确说出谁在记录，怎样记录，或担任记录的人相信什么。只是到了后期，莱因才加强了控制，以防止这样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控制越严格，越感官知觉发现得就越少。他写道，“……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造成了损失。在这个领域里长期工作的试验者发现，由于试验搞得复杂、庞大和进行得缓慢，成功率受到了影响。各种预防措施本身往往使人精神不能集中。”

    总而言之。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干扰了受试者的超自然能力。只有试验是在漫不经心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在对超自然能力坚信不疑的试验者的监督之下进行，越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才能被发现。虽然莱因发现许多他认为具有高度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但是却找不出一个受试者能够向其他大学的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证明超感官知觉。当然他对这点也有解释，但是“正统的”心理学迟迟不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已得到证实，这难道不令人诧异吗？

    关于莱因的掷骰子试验，克莱顿·劳森指出（见《斯卡尔恩论骰子》，1945年），要使一个转动着的骰子转到另一面（莱因说过，骰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影响结果），必须有某种相当大的心灵运动推力。劳森写道，这样一种力量是很容易证明的，办法是在一个真空罐下放一只轻轻保持平衡的箭，受试者可以靠意念力使它旋转。如果说灵媒能够靠心灵运动举起沉重的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