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豪赌。”就连伯纳德医生也站在了周策这边，尽管他的意见更加纠结一点，“要么患者能够在短时间内清除病毒等待移植，要么患者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多器官衰竭。说白了，这是在赌他能不能短时间内转危为安……”伯纳德犹豫了半天之后说道，“如果一定要选，我觉得还是主动出击比较好。”

    自己的团队和自己意见不同，孙立恩也有些犹豫。

    作为治疗组的主要负责人，孙立恩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对患者的生命安全考虑。不管是中央还是省级乃至地方卫健委，大家都在反复再三强调压低死亡率的问题。这不光是一个专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在已经有了充足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医生们有能力，也必须去和每一个病例仔仔细细掰手腕才行。

    从一个月前开始，所有的死亡病例都需要拿到专家会议上仔细讨论。之前的死亡病例比较多，大家主要的角度都是在寻找新的治疗切入点。而随着最近的病亡患者数量快速减少，病例讨论会已经快成了“大家来找茬”了。

    每一个治疗决策，每一个具体步骤，甚至到每一次的患者检查结果变动，专家组都会一次又一次的询问负责治疗的医生，“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以及“你既然都做了为什么患者还是没有抢回来”。

    这种死亡三连问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扛得住。

    不管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为了患者生命负责，孙立恩都不打算把于新搞成死亡病例，然后拿到专家会上去讨论一番。

    “这种事情和家属谈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徐有容的态度更加明确，她对孙立恩严肃道，“你得尽快做决定了——是继续这么保守治疗下去，还是和传染病院的医生讨论，开始更加积极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