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穿条纹服装，这不但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民责任感，而且还为了标榜自己信仰某些时髦思想的牢固的社会准则。在旧有的形式、结构和颜色上，大革命移植了新的含义。发型和衣服都像旧制度时代人的罗伯斯庇尔在1789年以前可能就已经穿上他那件著名的条纹礼服了。不过，自1792年起，这件未作任何改动的条纹礼服获得了重要的象征意义。

    无论如何，大革命时期是条纹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条纹不但广为流行，而且还有了更多更新的形式。例如，蓝白红三色的流行使得条纹有了以前罕见而以后常见的三种颜色的排列形式。织物和衣服上的条纹可以有三种、四种、甚至五种颜色，其基本属性不变：它们都是由交替序列构成的节奏。

    不过，或许是在象征和标志领域法国大革命的催化和革新作用最为彻底和持久。在旧纹章的基础上，革命的标志促进了以条纹为基础的象征形式的流行。一开始，蓝白红三色旗成为范型，在世界各地产生了许多三色模仿品，它们是独立和自由的象征。随后，几乎全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机构都采用比过去的动植物纹章图案更易于使用和制作的条纹几何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志，军队尤其喜欢使用条纹图案。最后，这些条纹符号和标志突破国家和国家机构的领域，进入了商业公司、私营企业、娱乐和体育领域。由于法国大革命，条纹成为并且始终是突出的标志。

    除此之外，大量使用徽章和制服的执政府和第一帝国在几年间还发掘了条纹的异国情调和装饰的特点：这是“回归埃及”条纹大流行的时期，在1799～1888年间，这类条纹深受人们青睐，西方的形式（更具体地说是法国的形式）与东方的装饰（或所谓的东方装饰）又一次结合在了一起。确实，督政府大大促进了在室内装饰中使用“罗曼蒂克”的条纹，但19世纪初条纹在法国的使用几乎是刻板的。当时条纹部分放弃了服装，只在墙壁和家具布上展现自己。在执政府时期，在家里支起“埃及风格”的条纹帐篷，在帐篷里吃饭，睡觉或者招待朋友，这是上流社会再风雅不过的事［56］。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结合—帐篷与条纹的结合—延续了数个世纪：不但在中世纪的细密画上而且在当代的海滨浴场上都可以看到。帐篷—如同与空气和风接触的所有织物和物品一样—与条纹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无论条纹是装饰性的、功能性的、象征性的还是制作方式所强加的［57］。

    事实上，织物的条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纺织方式的限制，它在某个时代、某个领域、某种载体上的流行也必然与技术史发生联系。毫无疑问从1770年开始纺线和编织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詹姆斯?赫格里夫斯的纺纱机、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靳尼纺纱机、还有约瑟夫-玛丽?雅卡尔的织布机），这有利于条纹织物在服装、陈设、装饰领域的普及。技术和象征总是相互关联，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条纹的观念完全得益于工业革命的发展。

    在墙上，竖条纹的流行一直延续到帝国灭亡之后。失去了一切思想内容，甚至一切东方含义的条纹仍然经常出现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这其中有一个“物理的”原因：竖条纹似乎能扩大空间。复辟时期及督政府时期的套房天花板很低并且由一系列小房间组成。这些套房大量使用条纹壁纸。此外，还可以思考一下有时在封建城堡的大客厅的墙上可以看到的横条纹装饰是否有类似的但相反的作用，即降低天花板的高度，并且给人以空间小的幻觉。也许中世纪人的眼光在文化上已经习惯于（因为显而易见这涉及文化现象，狭义的文化，而非生物或生理现象）将竖条纹看做似乎能够延长其载体的图案而将横条纹看做似乎能够产生相反效果的图案［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