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纹表面—危险表面

    可笑的斑马有时是坏蛋。其实不管从视觉上还是从社会角度说，条纹都表示着重强调，以至区别好条纹和坏条纹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一方面是水手、游泳者、运动员、小丑、儿童，另一方面是疯子、刽子手、囚犯、罪犯。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既属于这个世界又属于那个世界的各种人，其共同点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社会懂得玩弄这种多义性来保持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特别是在条纹的含义变得复杂的近代。

    因此，在美好时代，前卫的人们已经有了“坏蛋”条纹，它在一战后得以保留，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它的主要表现是颜色刺眼的粗道横条纹衬衫或背心。这种衣服既带挑衅性，又令人不安，还有讽刺意味。它至少融合了三类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条纹：苦役犯的条纹、水兵的条纹和田径运动员的条纹。

    这类条纹主要为男性所有。例如莫泊桑去塞纳河岸边划船和寻欢作乐时穿的就是这种条纹衣服。印象派画家们在描绘河边小咖啡馆里与交际花厮混的郊区汉子时常常也用这类条纹作为表现物，因为它们刺眼，因为它们有区分作用，因为它们属于音乐和运动，画家们总是被条纹表面和条纹织物吸引。他们很早就将条纹引入自己的画中（前面提到的例子有热罗姆?博希和皮埃尔?勃鲁盖尔），从加洛林王朝的宗教画一直到当代的抽象艺术，数个世纪以来从未停止过。一些画家走得更远，他们偏爱条纹衣服或装饰。比如毕加索，可以说他也是一匹“可笑的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展示他的条纹衣服，他公开宣称为了画一张好画，必须“给屁股画上道道”［95］。离我们更近的另一个例子是达尼埃尔?比朗，二十多年来，他几乎从未离开过条纹的主题［96］。正如13世纪一样，条纹仍然让人议论纷纷。

    在分析当代条纹的绘画和音乐功能之前，我们要强调的是20世纪初的“坏蛋”条纹在今天的广告、连环画和幽默画中仍然随处可见。只一件横条纹背心就足以表现一个流氓、阿飞、恶棍或者一个惹事生非但不一定十恶不赦的人。《镀镍的脚》中的菲罗沙尔很久以来一直是穿这类条纹针织衫的连环画主人公的典型形象［97］。相反，具有威胁性的条纹是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美国强盗和黑手党教父的“AI Capone”条纹。尽管也很刺眼，但它不再是横条纹，而是竖条纹，不再出现在衬衫或背心上，而是出现在西服外套上。电影把这种西服变成了最常使用的盗贼的衣服特征之一，并且促进了它在多种形象艺术中的广泛应用。在法国和意大利，漫画和报上的素描几乎每天都使用条纹西服来强调这个或那个政客的可疑或不正当性。一件俗不可耐的宽条纹西服足以在人民所推选的人与危险的黑手党成员之间作细微的区分［98］。

    因此，贬义的条纹并未随着苦役犯监狱的终结和海滨浴场或体育运动的兴起而消失。在我们的社会中还能见到它们，只不过比起正面意义的条纹来，其存在不那么明显，规则性更强。此外，其含义已有所变化：它不再指魔鬼，像中世纪一样，甚至不确指破坏社会秩序，像过去和不久前一样。它主要让人联想起危险，其作用更像是一个信号而不是排斥的符号。路标大量使用条纹：到处都充斥着红白两色的条纹，警告人们有危险，要小心行走，不要进入这里或那里。注意，施工！慢行、绕行、停下、服从—这些就是大街小巷上红白两色条纹告示牌传达给我们的直接或间接信息。这两种颜色，一种表示禁止，另一种表示容许，它们的结合充分强调了条纹的双重性：它既是指南又是障碍，既是过滤器又是栅栏。在某些情况下只要遵守各种限制就可以通行；在其他情况下则必须止步。比如在放下栏杆的平交道口，在边境哨所或者在遇到警察设置的路障时。所有这些地方都大量使用红白条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