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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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