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生存的基本食物，给他们更好生活的一线希望，都不会有造反的，哪怕有，也是野心家小范围的煽动蛊惑，无法形成燎原之势。

    摊丁入亩的政策还需要时间去完成，朱慈烺思考良久，决定迈出第二步，收取商税！

    在宋朝和晚晴时期，商税一直占据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而明朝自宣德到万历年间，商税比例只占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崇祯年间直接不收了。

    宋代天禧年间的专卖和商税总额为两千一百万两，而明朝宣德年间的总和为二百万两，其中还包括了一百二十五万两的盐税，单论商税差距更大。

    无论是盐、酒、茶的专卖，还是商税，两个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当然了，并非是明朝商业不如宋朝，而是税率太低，也不重视商税。

    宋朝的酒价远高于明朝，酒价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这还只是两者前期的酒价，差异还不明显。到了中后期，宋朝的酒价超过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两朝“斤”的差异较小）

    宋朝酒业是国家专卖，酒业利润全归国家，而酒的利润率非常高，20文酒钱中，12文的利润给了国家，相当于60%的隐含税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税一的商税，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税钱，而明朝只需缴纳0.17文，两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税归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贪污受贿、逃税漏税的情况，这样导致了宋朝的酒税一年能收一千万两，明朝只收了五万两。

    大明在国土面积、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时的两倍以上，商业方面丝毫不弱于宋朝，然而商税差距却差了几十倍。

    盐、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两个朝代执行不同的征税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三种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罢了。

    大明的税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却仍然遭百官痛骂，真是厚颜无耻啊！

    唐、宋、元、清四个朝代的农业税率大约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农业税率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时甚至低于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农业税为每亩交两斗到四斗，后又减少至每亩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谓在历朝历代斗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税赋，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质保量完成，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官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大量农民从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随着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税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

    大明几代皇帝不愿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增加税赋，就只好在商业税上有所作为，结果招来了文官们的大肆攻击，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税更是三十税一，然而真正收上来的却是越来越少。

    文官集团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业者，他们逐渐沦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将商业税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点五，即便这样依然遭到大规模的抗税抵制。

    朱慈烺既然决定重收商税，便打算一刚到底，索性直接按十抽一的税率来收。

    第二日，朱慈烺下令：自十月十八日起，每年四十两营业额以上的商贸进行十抽一，大小商贾一个月内主动报税，逾期不报者，罚款三倍！罚款由各地驻军强行征收！”

    朱慈烺将崇祯当初送来的四个太监任命为镇守太监，分派到江南商业最繁荣的几个地方收取商税。

    朱慈烺一直不信任这四个小太监，此时用他们去收税，一是考验，二是让他们拉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