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最大出动的是县里面的武警。最小规模的行动，村里面派了两个民兵就把“皇帝”给抓了。此类消息在报纸的娱乐版上都排不上头条。见日本人民真的相信皇帝能够为人民“主持公道”，连伍翔宇这么严肃认真的人都忍不住要笑。

    李润石也笑了笑，那笑容里面是真正的大气，“北一辉是在发动群众，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人民能被发动起来就是胜利。只有经历斗争，人民才能明白谁是敌人。如果这次斗争能够让人民认识到日本的天皇是日本人民最大的敌人，日本就真的进入了新时代。”

    “这距离民主还差得远。”伍翔宇其实不太在乎日本到底能变成什么模样，中国不缺乏告御状的戏剧，作为副总理，伍翔宇一想到如果中国出这种事情，他第一感觉是不自在。

    “民主首先是同一阶级内部的问题，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的两支军队打仗，难道还能靠民主投票来决定结果么？”李润石笑道，“既然日本民众试图寻求属于自己的利益，这种斗争过程就必不可少。”

    伍翔宇听了这话，干脆就亮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现在考虑的是国内，想建立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民主，任重道远。这过程不亚于一场改朝换代的激烈革命。”

    “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润石答道，“人民想解放自己，是无比艰辛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场更深刻的进步。日本劳动人民连如何获得本阶级解放的道路都没能找到。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逐步考虑人民获得自我解放的道路，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进步么。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千秋万代，不能进步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虽然是从日本问题开始讨论，中国的两位中青年领导者却很自然的就把问题转向了中国国内。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两人都感觉到日本没有太多可以谈论的内容。不是他们看不起日本，而是日本眼下面临的事情与中国相差太远。中国国内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已经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日本革命者们要走的道路依旧漫长。

    所以在1936年2月2日，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协议后，李润石与伍翔宇就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关于日本的消息不断的从日本传来。

    2月4日上午，一批军人出现在皇宫门前，他们跪地求见天皇，请求天皇倾听来自民间的消息。

    2月4日下午，军队把这些人都给抓走了。

    2月6日上午，更多士兵以及百姓出现在皇宫门口，跪地求见天皇。军警随即驱散群众，抓捕了很多人。

    日本国内很快就有了众多传言，传言说高官们私下结党，囚禁天皇。因为这些人知道，如果天皇亲政，一定会除暴安良。想让天皇得知民意，就一定要请天皇亲自出来接见民众代表。在这样的鼓动下，不少激进的势力开始活动联络，准备到皇宫前请愿。

    “人民天皇爱人民，人民天皇无法见人民！”这种说法也在日本开始流行起来。托了军部的福，日本多年来都在试图宣传天皇至高无上的形象。既然是至高无上，那么天皇热爱日本人民也是自然的事情。

    包括“五成税”无疾而终，包括“均分化肥”无疾而终，还有很多社会上怨声载道却始终无法解决问题又有了新解释。那就是有坏人不让天皇得知真正的消息，只要人民到皇宫外面请愿，让天皇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日本统制派先是被这些变化给弄得措手不及，接下来就是恼羞成怒了。东京皇宫附近开始禁行，而且警察开始盘查那些从外地到东京的人，凡是发现试图请愿的，立刻先拘捕，一番痛打之后遣送回去。

    即便是遭到了这样粗暴的对待，日本地方上的传言也没有因为出现退缩的迹象。不仅没有退缩，更具进攻性的说法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