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反对兵变。兵变之后他们纷纷选择躲避，大部分大权在握的官员都拒绝与兵变者合作。只是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兵变发生到7月，三个月没有薪水之后低级官僚们终于忍不住。不与逆贼合作的前提是中央政府还有权力与实力在手，现在从天皇到各个大臣，所有的大人物都处于被监禁或者被半监禁的状态。三个月不上班，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那些薪水，连带着权力带来的好处与好处费也都不见了。

    兵变者们坚持了三个月都没有倒台，低级官僚们的心中是火烧火燎的焦急。六月底七月初，他们又看到了告示，兵变者们竟然“沐猴而冠”一样开始组织临时政府了。凡是在被兵变部队控制的东京地方民政单位中重新上了户籍的人，就可以申请报考“公务员”。眼瞅着日本“昭和维新”派们竟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权力之旅，这条道路还是日本各级官员们自己让出来的。这不能不让这些家伙们意外之中又大感恐慌。在口袋越来越憋，以及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之下，终于有那么一批低级官员用行动向“昭和维新”派表示了屈服。也就是说，到新的民政部门登记了新户籍，拿到了自己新身份证。而且报名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也就在日本这些低级官员开始尝试改换门庭的时候，日本的“几大”钢铁集团的头子们也开始与“昭和维新”派们开始接触。这些接触最初是维新派提出的。北一辉利用自己的渠道，向这帮钢铁企业提出订单生产的要求。由维新派提供铁矿，这些钢铁企业开始生产。

    北一辉在关东大地震时期积累的人脉当中有不少是大学生，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有些关系生分了，而有些年轻人一直在追随着北一辉。日本反封建联盟中，有想当一部分人都是这些曾经的年轻大学生。

    这些学生毕业后有些成为了官僚，有些则加入企业集团，还有些富裕家族出身的继承了家业。由他们穿针引线，北一辉的要求在不少企业中引发了激烈的反响。

    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原材料，缺乏市场。为了能够扩大原材料进口与商品出口，日本统制派提出了种种想法。最有趣的莫过于统制派之中同时存在着继续侵华与对华友好的两种观点。甚至同一个人都经常在这两种观点中摇摆不定。

    北一辉是一个对华友好派，日本资本家们都知道这点。资本家最注重利益，侵华需要巨大的投入，其成功几率现在看起来微乎其微。资本家当然不肯把钱投入到这么一个“项目”里面来。而且统制派还用战争来威胁资本家，让资本家们更是感到强烈的不满。

    既然维新派已经干掉了统制派的核心成员，又斩断了天皇裕仁对军队的控制，资本家以及财阀们都认为有必要与北一辉好好谈一谈。

    双方是以钢铁为由头坐到一起的，从中国归来的长谷川信繁是从事私营企业管理的。在中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实施了招标制。工业生产招标制有全包，有分包，招标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完善。而且这个完善可不仅仅是某个或者某一批企业拿到订单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每个企业在招标生产过程当中都要完成某一项或者多项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承担一部分科研项目。甚至还要强制性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设备。

    这是人民党工业进步的基本推动之一，虽然竞争还没有达到自由资本主义那种残酷的程度。人民党从来不反对竞争。还用相对有序的手段来强行提升企业的能力。只拥有陈旧的设备与技术，靠关系来获取订单的事情在中国是存在的。不过这种事情一经发现，立刻会遭到严厉的惩处。可不是没有人因为这种舞弊而掉了脑袋的。

    某些鬼迷心窍的公务员甚至党员在这这中间玩花样，名义上做出了改进，实际上并没有达成改进。一经之后，他们都去新疆监狱里面植树造林去了。

    长谷川信繁为首的维新派谈判团与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