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怒瞪他。

    文哥儿道：“殿下，一个人是改变不了整个时代的。”

    朱厚照顿住。

    “我才十六岁，殿下才十三岁——甚至都没满十三岁。我们能做的事还很少，”文哥儿缓声说道，“记得我刚高中那会儿，老师和丘学士他们都让我做事‘能不变就不变’，因为不断变化的政令可能会让百姓的生活更糟糕，你觉得对谁都好的变革，执行下去不一定会有好结果。我固然可以当场痛骂他们一顿，跟所有掺和这些事的同僚割袍断义——然后呢？”

    “这改变什么了吗？我只不过是一个六品的翰林修撰——只不过是每隔三年便能考出一个来的状元郎，我便是与所有人划清界限，对天发誓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又能改变什么？”

    朱厚照不作声，静静地思索着文哥儿的话。

    文哥儿道：“北宋时期王安石当上宰相后大刀阔斧地搞变法，结果等到司马光他们被请回朝中，二话不说又把所有新法给废除了，列了个奸党名单把支持变法的人统统踢出朝堂。”

    “后来轮到章惇他们回朝，又琢磨着把新法改回来，甚至刻个元祐党人碑树在各个州县说司马光他们祸国殃民。”

    “这三人都曾高居相位、风光无限，苏东坡便是被他们几个轮流贬谪，一路给撵到儋州去的。”

    “这种党争之下的相互倾轧，殃及的又何止一个苏东坡？新法旧法反反复复地交替执行，最苦的还是百姓！”

    “殿下看看这王安石、司马光、章惇、苏轼，哪一个不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他们又有哪个不是曾经立志要成为为民请命的好官？可他们改变宋朝了吗？”

    “他们倒也确实改变了，几轮党争过后，朝中人人噤若寒蝉，再也没人说实话办实事——没过多久可不就迎来了靖康之难吗？”

    “倘若力不能往一处使，大明便是有百八十个王安石、百八十个司马光也没甚用处。”

    朱厚照早就听文哥儿讲过党争之害，只是那时候都是史书上的内容，他感受得不够真切。

    现在文哥儿直接把问题挪到大明来，那种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无措瞬间又涌上心头。

    朱厚照问道：“难道就放任这样的歪风邪气不管？”

    文哥儿道：“殿下可记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出自哪儿？”

    朱厚照略一思忖便想起来了，这话出自《史记》，讲的是叔孙通的故事。

    起初汉高祖刘邦看搞儒学的人不顺眼，叔孙通连儒服都不穿了，改穿短褐，他因为这种识时务的做法被汉高祖赏了个博士出身。当了博士他也不争着出头，遇事大多顺着汉高祖的意，连他学生都不太看得惯他的诸多做法。

    可事实证明他这样行事是有用的，汉高祖想要拟定汉朝礼法的时候就想到了很符合他心意的叔孙通。

    那可是儒家最重视的礼制啊，最终还是落回了叔孙通这个儒士手里，没有让旁人随意改易。《史记》便是因着这桩事，把叔孙通尊为汉家儒宗！

    这便是“大直若诎，道固委蛇”。

    最正直的人做的事看起来可能并不正直。

    许多事都是曲折向前的。

    朱厚照点头表示自己还记得。

    文哥儿道：“所以殿下，眼下还不是掀桌子的时候。”

    朱厚照眼前一亮：“那什么时候掀桌子？”

    这掀桌子一听就很带劲！

    文哥儿道：“也许以后会，也许永远不会。说不准没等殿下掀桌，大伙就觉得这桌子老了旧了，主动给换上新的。以后的事谁能说得准？我们能做的也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

    朱厚照听了这话有些失望，又忍不住嘀咕起来：“你莫不是为了收他们的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