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悠闲得很。

    三月中，骠骑将军鲜于辅禀奏朝廷，辽东战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战云密布。扶罗韩听说汉军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担心汉军征伐大漠，和乌丸人能臣氐、修武卢结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汉天子承认他的大鲜卑王地位。

    如果扶罗韩丧心病狂，出兵攻打边郡，北疆就有一场大战，朝廷需要征调更多的军队和粮草军械，而钱粮的筹措很可能成为大门阀、大商贾要挟朝廷的武器。为此，朝廷必须尽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议和制定，并下诏颁布执行。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急了，连连催促李玮。李玮急得团团乱转，病倒了。

    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玮，闲聊之中说到了太学的事。

    这段时间，当代鸿儒、通儒、大儒、诸多名士几乎都在长安，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所以三辅、河东、关西、洛阳等地的儒士纷纷慕名而来，一则想看看大儒名士们的风采，二则想聆听大儒名士们讲授经学，三则如果有机遇，得到他们的一句点评，马上就能“一飞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运的还能入辟公卿府。

    太学里人满为患，每场讲经、辩议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辩论经文的时候，很多儒士为了吸引大儒们的注意力，都费尽心思提出一些尖锐、新奇的问题。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来自颖川的儒生，突然指责郑玄大师在注经的时候，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违背了师法、家法，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穆说道，“郑玄大师初从第五元先大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拜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在马融大师门下又受业多年，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他注经的时候，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由此可见他的确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师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李玮突然一跃而起，冲着朱穆、丁立大声叫道，“快，快去把郗虑、赵松两位大人请来，快……”

    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