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有所相悖，尺度如何拿捏，需要进行小心探索。一旦矫枉过正，那可就不再是积弊难除的问题，可能就会埋下更大的祸患，引发更大的动荡。

    每年的冬集铨选，是朝廷最重要的选任典礼，至于今年作为新朝首次铨选，意义则就更加的非同寻常，可以说对日后数年乃至十数年间的选礼都有着深刻影响。

    尽管李潼与诸宰相都有着一颗热切的兴治除弊的心，但在讨论许久之后，还是决定今年的铨选不要做太过猛烈的改动，先从一些小处改革以观成效，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去触碰、梳理一些顽疾。

    所以相比较往年，今年的铨选也只是大同小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规模扩大许多，凡所选人不拘守选年限、俱可参选。这也是新朝仁政的应有之义，搜扩新旧官人统统加入到朝廷的选礼中来，也是对朝廷法统大义的宣扬重建。

    当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也是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比如在括定参选资格的长名榜拟定方面，以往是以在朝官员以及诸荫子当先，剩下的才从州县选人中补录。这也就造成了州县官员十几年不得迁、或者久守不授等现象。

    至于今年的长名榜，则就引入了循年资的标准，特别是就任外官履历的考评，在年资中占了极高的比例。这样一个改变，让起码两千多名本来无望预选的选人们也获得了参选的资格。

    当然，由于今年的长名榜实在太长，像河东、河北等地因为闹乱的缘故，州县各级官员都出现了大量的缺额亟待补充。所以尽管在拟选榜单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在具体名单公布出来之后，所带来的影响被冲淡许多。

    循资格作为一种选官法，虽然常被诟病，认为过于死板，并不能准确挑选出真正的人才，许多才能平庸者却靠着熬年资而窃居高位。

    但任何一种制度才讨论优劣性时，都必须要考虑到其操作性如何。在抛开才能、家世等各类因素后，年资长短就是一个最公开、最公平的标准。

    而且在朝廷监察、奖惩黜陟制度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年资长短对官员的行政能力就是一个直观的体现，真正才能猥下的人，早在监察、黜陟过程中就被筛出掉，也很难获得较长的年资。

    更何况朝廷每年补录选授官员，都是以数千计，要在短短两三月之间完成，无论是皇帝还是选司官员们，也都没有精力与时间去逐一过官审察，只能通过一些直观的标准去判断选人。年资并不是最灵活的，但却是最合理的。

    就像后世许多高校学子吐槽高数实在折磨人、且实用性不高，但这一门课程本也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一般困境才开设，就是一个纯粹的智商游戏，以此形成一个直观标准判断优劣。

    通过铨选资格标准的调整，虽然能够在年资方面给外官们提供一定的保证，让他们宦游年资更有价值。

    但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弊病的，毕竟早年许多获罪的流人贬人就事偏远州县，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加上监察力度的不足，所以想混出一个较高的年资履历还是不难的。这一部分人若不加审辨，又会得到新政施行的便利，轻轻松松混到高位上来。

    特别是地方上一些佐员判官们，更是这种现象的重灾区所在。

    比如通泉县大街痞郭元振，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光景，只要能将县令主官安抚好、不上发其劣迹，就能舒舒服服的当个害群之马，哪怕朝廷派遣诸道御史采风观政，主要关注的重点还是州县正官，对这些判官佐员则就难以深入了解。

    当然郭元振是大器小用，一俟抓住机会便能青云直上、建功立业。但是更多的州县佐员判官，则就只是单纯的混。

    针对这种监察制度的不到位，李潼也跟诸宰相们讨论良久，决定暂时不宜正面触碰这个问题。比如将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