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正在家里吃午饭，郑沅来了个电话，称：“有一犯人突犯时疫症死亡。”

    未经司法审判的嫌疑人死在看守所，放到任何时代都是大事，何况毛森抓来的这些人，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从法理上讲，属于“非法拘禁”，一旦日本人知道了，要引起大纠纷。如今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那还得了？毛森听了大惊，“立刻放下饭碗赶往”。

    到了泥鳅巷，毛森查看死者情形，“见死者指甲、口唇都发黑，口、鼻皆出血”。毛森是警校毕业生，学过法医，一看便知系中毒死亡。同时，毛又听到“楼上楼下呻吟声音”，不一会儿，看守报告，又有一人死亡。

    毛森说：“我三步并两步，跑到楼上，见与第一死者症状相同。不久，楼下看守员又叫起来；另有一人死去。没有多少时间，先后相继死亡三人。”

    毛森“环视各看守员”，都惊慌失措；只有郑沅，“阴阳怪气，面有得色”。

    郑沅有个毛病，喜欢用“私刑”——凡是他认为罪大恶极，同时又因政治或法律上的窒碍，有可能逃脱惩罚的，他“多就地秘密处决”。毛森早就知道他这特殊爱好，曾“再三对其警诫”。

    这时，毛森断定“郑下毒手”，即对他大骂：“郑沅！你捣什么鬼？这样做如何得了？”

    郑沅“很悠闲”地说：“他们传染时疫病而死的嘛！关我什么事？”

    毛森听了，“大骂叱责”说：“这样厉害的时疫病，你还敢在这里吗？你不要骗我，我是学警察的！我懂得法医，这明明是中毒现象！你赶快说，怎么把他们弄死的？”

    这时，郑沅“慢吞吞”地说：“这班家伙，都是侵华的先锋！好不容易被我们捉到，将来被引渡回去，还不是干得更凶一点？尚留他们作什么？”

    毛森“顿足叫苦”地骂道：“你为什么这样狂妄胡为？日本人正到处惹是生非，找寻借口；这事被他们知道，日军立即登陆福州。我陪你送了这条命事小，贻误国家事大！现在怎么办？”

    接着，毛森令郑沅讲出“毒死犯人经过”，郑沅“拿出一碗用牛奶冲的草，有筷子粗细，切成寸寸，并说明是什么草。具什么毒性”。

    毛森说：“我被气得半死。乃将郑沅关在房里”。同时，毛向特务处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都做了汇报，但没敢讲实话，只说“据看守员报称，系染时疫死亡”。

    毛森回忆说，陈仪听了，神色“颇不安”，他说：“日本总领事曾向我查询过两次，问这些人的下落；我回答他已饬属调查。”

    接着，陈仪指示说：“速买大量冰块，将各尸体冻住，将来势必请中立国医生解剖检验。”

    因当时正值盛夏，毛森“只好专派几人不断的买冰”。

    接着，特务处回电：认为“可能是看守员被日人收买，暗中下毒，制造侵华借口，犹如藏本事件”。并告毛森：“中央已派军法官专机来闽，办理此案。”

    不久，特务处的军法官赶到福州，毛森只好实话实说，经向郑沅了解情况，双方商量对策，“认为对外绝对不能稍漏风声，亦不能请中立国验尸”。

    接着，毛森又找陈仪，“向陈仪报告实情，请其对日方暂仍否认拘捕这些人。”

    毛森说，那些天中，“大家彷徨无策，只好等待事态发展。”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中日全面开战，彼此已成敌国，无须再有任何顾忌。毛森说：“这时，我们重负顿释，把这批尸体，草草埋了；对郑沅也不再追究。”

    这一番突然的变故，使郑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据毛森回忆，郑出狱后，曾“得意洋洋”地说：“我把这批侵华的先锋干掉，所以福州、厦门，很迟才沦陷。而且大家都不敢做汉奸，没有人帮助日本鬼子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