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起见，大家都应当走向光明。那里，我们全体，从各方面来，我们和并未期待的许多人相遇：欢乐便在于此。”一八九二年六月与一九○一年十一月致一个朋友书。

    在穹窿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处呢？——没有关系，只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个也够了。

    “惟有在燃烧的物质方能燃着别的物质，同样，惟有一个人的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扬真理。”《战争与革命》。

    这也许是的；但这孤独的信仰究竟能为托尔斯泰的幸福保证到如何程度？——在他最后几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诣所达到的清明宁静，相差得多少远？可说他是逃避清明宁静，他对于它满怀反感。

    “能够对自己不满是应当感谢上帝的。希望永远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调和正是生的标识，是从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向上的动作。而这不调和是成为善的必要条件。当一个人平安而自满的时候，便是一种恶了。”致一个友人书。

    而他幻想着这小说的题材，这小说证明列文或皮埃尔·别祖霍夫的烦闷在心中还未熄灭：“我时常想像着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教养长大的人，最初是革命党，继而平民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正教徒，阿多山上的僧侣，以后又成为无神论者，家庭中的好父亲，终于变成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他什么都尝试，样样都放弃，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没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无闻地死了。在死的时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这是一个圣者埃”也许这里是在涉及《一个杜霍博尔人的故事》。

    那么，他，信心那么丰满的他，心中还有怀疑么？——谁知道？对于一个到老身体与精神依然壮健的人，生命是决不能停留在某一点思想的上的。生命还须前进。

    “动，便是生。”“想像一切人类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岛上。这是不是生活？”（一九○一年三月致一个友人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多少事情都改变了。他对于革命党人的意见转变了没有呢？谁又能说他对于无抵抗主义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在中，涅赫留多夫和政治犯们的交往证明他对于俄国革命党的意见已经变易了。

    至此为止，他所一向反对他们的，是他们的残忍，罪恶的隐蔽，行凶，自满，虚荣。但当他更迫近地看他们时，当他看到当局如何对待他们时，他懂得他们是不得不如此的。

    他佩服他们对于义务具有高卓的观念，整个的牺牲都包括在这观念中了。

    但自一九○○年起，革命的潮流开始传布扩大了，从知识分子出发，它侵入民众阶级，它暗中震撼着整千整万的不幸者。他们军队中的前锋，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住所窗下列队而过。《法兰西水星》杂志所发表的三短篇，一九一○年十二月一日。为托尔斯泰暮年最后的作品的一部分，令人窥见这种情景在他精神上引起多少痛苦多少凄惶。在图拉田野，走过一队队质朴虔敬的巡礼者的时间，如今在哪里。此刻是无数的饥荒者在彷徨流浪。他们每天都有得来。托尔斯泰和他们谈过话，发现他们胸中的愤恨为之骇然；他们不复如从前般把富人当为“以施舍作为修炼灵魂的人，而是视为强盗，喝着劳动民众的鲜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过教育的，破产了，铤而走险地出此一途。

    “将来在现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与汪达尔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的野蛮人，并非在沙漠与森林中而是在都会近旁的村落中与大路上养成的了。”

    亨利·乔治曾经这样说过。托尔斯泰更加以补充，说：“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么富于宗教情绪的我们的民族中，他们将格外显得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限度，如在欧洲已经大为发达的舆论与法度等等。”

    托尔斯泰时常收到这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