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