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不断挣扎、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中国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革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

    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在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