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条途径：其一，像日本，自变；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主张学习日本，迅速变法，避免印度、波兰那样亡国的命运。

    第四，发动“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895年李鸿章跟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签完字之后需要两国的皇帝批准，加盖玉玺，用玺之后才能生效，当时日本给的期限是十天。消息传来，康有为正好在北京参加会试，联络各省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给皇帝上书，康有为在上书里说：“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听说日本要赔2亿，我们从上到下上至老佛爷，下至小百姓，勒紧裤腰带三年不吃才能给它。要是向洋人借钱，不晓得几时能还清，这是死路一条。要是这两万万自个儿花多爽，你赔它干吗？所以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

    拒和就是拒不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提议迁都到西安去，那个地方离大海远，周秦汉唐历代兴王之地，小口本登陆一定到不了那儿。练兵，练20万梢兵，拿两亿两银子练兵、买武器，跟小日本再决一死战。变法，“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康有为引经据典，说里头说了：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也说了，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要是祖宗的法不能变的话，那么世祖何尝没有变太宗皇帝的法？要是用八贝勒的旧法治天下，那我消朝怎能够长治久安呢？不变法而割祖宗之弧士，到最后亡国，与变法而使宗庙得以继续，孰轻孰重，孰得孰失，皇上必能分辨的。康有为用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的例子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这一封上书，皇上是看不到的。朝廷的法度是京官四品以上，地方宫三品以上，才有权上折子。否则全国那么多官员，人人给皇上上折子，皇上不得看吐血？清朝每一代皇帝有这种专折奏事权的官员就三百多个人，三百多人一天给皇上上一折子，三百多份折子皇上从早看到晚，你老百姓上折子那不可能。通政使司衙门拒绝代奏，所以皇上没看到。但是此文在报纸上一发表，康、梁火了，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一夜蹿红，名震天下。

    第五，创办《中外纪闻》。《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登载一些格致是有用的书，探讨万国强弱的原因，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抬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后来，这份刊物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典论期刊，其前身是《万国公报》，由梁启超、任大燮任七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该报的出版使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渐知新法的好处，为改良派政治团体的建立月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六，成立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或译书局。人会者众多。袁世凯曾捐银人会。帝师李鸿藻、翁同纂等也予支持。李鸿章也愿捐银2000两人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不好，遁到拒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加人强学会。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立即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倡导维新变法。强学会之后，各地也纷纷组织会社，有湖北质学会、广州圣学会、湖南南学会、广东粤学会、苏州苏学会、陕西味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等。强学会已具有现代政党的雏形。

    第七，同封建顽固势力论战。论战中的封建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论战主要围绕三方面